他只是凭着最基本最朴素的“追求更好生活”的欲望，一路向南而来，去追求更暖，更多元，更精致的世界。

 2022年的3月初，我从北京到上海出个差。这一段时间似乎大家都感到压抑，从丰县开始，到俄乌战争，大家普遍有种“这世界怎么了”的陌生感。

知识分子扎堆的北京尤甚——知识分子以理解诠释世界为己任，一个失序的“新世界”无疑是精神上的巨大折磨。

到上海后感觉要稍微好一些，毕竟这是一个商业文明精神更完整的社会，大家也焦虑，恐惧，但还镇定，嘴不停的同时手也没闲着。

尽管当时疫情已经开始爆发，但城市看上去基本还在有序运转中。

中午我去探望妈妈，得知周边有小区被封闭，于是匆匆离开，怕万一跟密接次密接啥的有“时空接触”导致无法回京。叫了个车去静安，车上跟组里小朋友开了个电话会，聊了聊这些日子的城市“体感”。

过去两年多的防疫生活中，大家都能感受到，城市治理能力不是朝夕之功，尤其在这个特殊的关口，一个城市的人文沉积、教育背景，就会在“精细治理”中显示强大生命力，应急中的市民生活也会更理性和有序。

我跟小朋友们感叹，尽管面临人口老化、转型等各种问题，但长三角地区仍然是中国未来最值得期待的区域。

不说别的，8所985大学（交大、复旦、浙大、同济、华东师大、南京大学、东南大学、中科大）和17所211大学就已经是一笔无法在短期内积聚的巨大财富，再加上开埠百年所接受的现代文明洗礼，金融素养渗透，构建了上海及其周边地区强大的有中国传统的“现代市民阶层”。

再加上气候温和，对女性友好等诸多因素，城市的潜力会更大。

沪漂司机的“出东北记”

The Exodus of Dongbei Drivers

执起我的手并在这土地上与我同行，在这片可爱的土地上与我同行，我虽只是一个人，但你与我同行。

——尤里-里昂斯《出埃及记》

这时候，前排的司机大哥搭腔了，问我是不是当老师的，然后跟我讲了他的故事。路程挺远，讲了40分钟不够，我让他又绕着南京路转了转圈。

听完的第一感受是，这才是活生生的中国百姓增长史，也是一个普通家庭的“出东北记”。

司机大哥是黑龙江人，54岁，沪漂生涯其实才开始两年多。他初中文化，30岁之前一直在老家种地，2000年初觉得一直在家不是个事儿，就想着要出来。他先去了北京，北京不好呆，最后落在了廊坊，踩三轮车、开摩的、开货车、搬砖…...基本是啥活都干。

那时候年轻，活也多，也挣了点钱，觉得有盼头。更重要的是，之前在老家到冬天就膝盖贼疼，到廊坊后这毛病明显减轻了。

见我听得入神，司机大哥挺高兴，继续往下说。

司机大哥2008年左右跟人一起，入点小股，开了个小工厂做钢化玻璃。那几年建筑行业很火，工厂也赚了点钱。

这期间他每次回老家，都觉得老家依然在日渐萧条破败，跟自己离开时候没啥两样，就打定主意，把老婆孩子都带到廊坊，买了房子，当上了廊坊人。再回去看岳母身体越来越差，干脆把岳母也接到廊坊，这下岳母的身体也好了起来。

再过了几年，国家治理污染，工厂生意也大不如前，利润越来越薄。于是司机大哥把股份转给了合伙人，自己再出来打工。

试来试去，发现专车司机这个活挺好，赚钱不少，时间也有弹性，这一干就是好几年，一直到2020年初疫情爆发。

疫情爆发后，司机大哥在廊坊待了几个月，发现这些环京带都很艰难，啥活也没有，这下司机大哥有点熬不住了，听说南方好，决定去“南方”看看。

疫情爆发后，对于一个黑龙江人来说，上海已经是很南的南方了。大哥就这么到了上海，当上了专车司机。他在松江租了个房子，每天早出晚归开车照理说也够累.

但奇怪的是，多年的老膝盖居然完全不疼了。所以在上海一安顿好，他赶紧回廊坊把老婆岳母都给接到了松江。

说到这里，司机大哥拍了拍方向盘，“您是老师，我也不知道自己想得对不对，反正这之后吧我琢磨，人定胜天这事儿不靠谱。咱们老家，像现在3月这地下都是冻土，也干不了啥活，人也动不了，容易养懒。都说咱们那边空气好，可是那大冬天的你也出不去啊，一天到晚呆在屋子里，空气再好也呼吸不到。不像上海，大冬天哪里都能溜达，人动着动着，精神就好了。

说罢，意犹未尽加了一句，“这大自然动一动啊，人可受不了。”听到这里，我真是坐直了身子，被这质朴又深刻的民间智慧给震撼了。

问下一步。司机大哥有点腼腆又有点向往，说自己想过了，“想留在上海” 。

他计划再努力干几年挣点钱，找机会把廊坊房子卖了，再想办法在松江这些上海周边买个房子，以后就在这边养老。自己这身体干到60多没问题，之后慢慢干活可以少点，也可以带着老婆和岳母经常出去溜达溜达，没准都能多活几年。 

至于老家的地，大哥也有安排，说现在那边的地大多可以流转了，现在出租给别人种，人家一包就是很多户人家几百亩的地，大机器种，效率也高。反正自己两个闺女，一个出嫁生了孩子，一个还在读大学，以后也想来上海。 

说起自己两个闺女，司机大哥给出非常斩钉截铁的答案，闺女比儿子好。理由很朴实，闺女省心又省钱——“反正现在养老肯定不能指着孩子了，还多少得给孩子补贴点。要是儿子媳妇吧，你给多少，他们都觉得是应当的，闺女姑爷不一样，你给一点姑爷就可高兴了。”

我听得噗嗤一笑，大哥有点不好意思，回头认真的说，“老师，您说我想得对不？之前也想儿子，后来不是计划生育么，也就想通了。”

我赶紧说，您说得挺对，特别有现代经济头脑。司机大哥听到表扬特别高兴，又跟我掰乎了一个要“留上海”的理论。

他说，之前他们东北人吧，老觉得上海人“抠门”，这两年回老家也有人问，他自己寻思了一下，觉得这个印象是个“时代和地区差异（原话）”。

他的理论是，之前大锅饭时代，别的地方没有粮食的时候，东北靠天吃饭，过得比其他地方都好。为啥呢，因为土地肥，家家户户都有口粮。虽然也都穷，但是家里不缺你一口两口吃的，大人小孩都放开吃，所以吃东西上特别豪爽。

但上海不一样，虽然穷但又要过得体面，所以就是得紧巴着过，养成了精细的习惯。都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但到了现在，白面什么的都管够，他们那疙瘩也就没什么吸引力了，要真想吃点好的、穿点好的、用点好的，还是到得到大城市来。

虽然理论多少有点牵强，不过“向南”的理由却足够充分——这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轨迹，也是人类社会增长的轨迹，从匮缺到丰裕，从农村到城市，从制造到服务。

一个初中文化的农村大哥，大概也没有听过这些拗口的词语。他只是凭着最基本最朴素的“追求更好生活”的欲望，一路向南而来，去追求更暖，更多元，更精致的世界。 

想到这里，我随口表扬了一句，“您可真孝顺，一路带着岳母”。

司机大哥正色说，“您可别说，我真是觉得上海吧，哪哪都好，就是不跟老人过不好。我总觉得吧，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前几个月我岳母牙疼要拔牙，上海这边贵又没熟人，我送她回了廊坊，在那边呆了两三个月，您别说我每天回去，还总感觉空荡荡的，这不，赶紧跟媳妇商量，又把她接过来了。她一个人，就添一双筷子，能多花啥钱。”

说到钱，我顺便问了问疫情防控对滴滴专车司机收入的影响，说到这个，司机大哥明显情绪低了点，说，有是肯定有，最近都不来上海出差了，用车的人少了蛮多。

不过呢，他又说到，“国外放开有放开的道理，我们不完全放开也只能这样，上海这人多密啊，而且都老人孩子住一起，传染起来保不齐怎么样。再说了，我们比老外惜命啊，您不说别的，我媳妇头疼脑热都得上大医院看，这感染了估计也怕。” 

我问他是不是周边司机都这么看，司机大哥叹口气，说“这事大家也聊， 年轻的，没家没口的，就觉得没事赶紧放开，咱多挣点钱；但是像我们这种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的就会觉得需要谨慎一点。没办法，都是各有各的难处。”

这段话让我意识到，中国百姓，尤其是来自广大三四线小城镇和农村的百姓自有一套朴素的价值观和道德体系。

这也决定了“中国治理”的特殊性。很多现实问题，不是非左即右，非黑即白。疫情防控如此，生娃养老更是如此。

滴滴专车已经在南京路转了两圈，司机大哥的“出东北记”也到尾声了。我打开车门，祝他好运，从一个东北农民到廊坊新市民，然后能顺利在天命之后实现成为“上海新市民”的理想。

看着远去的车尾，我好像穿越了一次三四十年的中国增长历史，城镇化、工业化、四万亿、计划生育、东北兴衰，从制造到服务，以及“向南而生”的未来。 

说实话，在这样一个普通三月初的下午，我感觉多日的抑郁和慌乱得到了些许治愈，我们这个民族独有的朴素的道德情感和韧性，就像是离离原上草，即使枯枯荣荣，只要些许春风，就将生生不息下去。 

即使是最让人揪心的“思想启蒙”，我们也没有必要焦虑——人类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就是启蒙，市场本身就是启蒙。

一个初中文化的黑龙江大哥，大概是不知道哈耶克米塞斯更不懂凯恩斯弗里德曼，但是不妨碍他，他的家庭的启蒙，从泥土里长出，向城市生长开去。 

以此文献给他们，那些也许此生都不会读到这篇文章的他和他们，同时也想告诉自己：

“对未来最大的慷慨，是把一切都献给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