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效率与企业性质-唐涯的财新博客-财新网

文/杜益民

世界上有些人注定为经济学而生，杨小凯教授就是其中之一。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企业理论是经济学中很有魅力的课题。

市场既然那么有效，为什么会有企业？企业是怎样产生？哪些因素决定企业的规模或范围，即企业与市场的边界在哪里？

对这个相类于“苹果为什么往下掉”的问题，小凯磨砺以须，做出超逸绝伦的解说，显露了不凡天分。

由于微积分中的边际分析能以函数形式，简练、准确地描述经济人的行为及其后果，所以在经济学边际革命之后大行其道。

这种方法轻忽了一个事实，就是消费者与生产者总在实际情势下酌采有限的几种商品，而非全部。没被择定的商品，消费量、生产量为零。

在相对的视角中，这些零值至关紧要。

为什么取零？是因为有限理性，抑或信息不对称？

要刻画分工和专业化决策，就必须否弃内点解，动用内含零值的角点解。

超边际分析取法乎上，对每个角点解进行边际分析，衡度不同角点的收益和成本，找出最优角点解。

它由布坎南和斯塔布尔宾于1962年提出，但学者们一直难以措手。

因为角点解众多，从中选取最优解很不容易。

如果有3种商品，每种商品有自给量、购买量、售卖量，则涉及9个变量，凡511个解。

若产品增加，角点解将变成一个天文数目。

1988年小凯很漂亮地运用库恩-塔克定理，大大缩小最优解的可能范围。

是年，在留下彪炳一笔的博士论文中自拓疆域，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复活古典经济学关于分工和专业化的思想，奠立壮观的新兴古典分析框架，从而使资源分配和经济组织问题都能得到解释。

1995年，杨小凯、黄有光在《经济行为与组织杂志》刊布《企业理论与剩余权结构》，借助消费者-生产者、专业化经济和交易费用3方面因素，营建了一个关于企业一般化均衡的契约模型，激发人们对经济系统运行的复杂理解，堪可标举为当代最重要的企业理论研究之一。

博士论文创立交易效率概念，使昔年科斯作出的交易费用这一抽象概括实证化、可操作化，遂为“杨-黄”模型的核心解释变量。

它代表市场条件，与制度结构、基础设施、物流服务等有关。

应用萨缪尔逊的“冰山”反推技术，表示每购买一个单位产品，买者只能收到K，K即为该笔交易的效率，1-K为交易费用，与交易效率呈反向变化。

它虽只部分解决了交易费用计量问题，但具有重大意义。

在重申制度重要性的同时，容纳经济地理学所贯注的运输费用，以利考察空间相互作用，全面反映交易环境。

下面略去稍显繁难的数学论证，用自然语言叙述其精要。

模型的阐发从定义开始。

所谓企业，必须满足3个条件：

第一是剩余控制权，雇主对如何使用雇员的劳动有最后决定权。

第二是剩余索取权，按合约规定支给雇员后，余下的不论盈亏都归雇主。

第三是生产的产品或服务为出售获利，不全由自己享用，且有中间产品。因为没有迂回化生产和中间产品的出现，最终产品的劳动生产率很低，只能满足自己的需要。

模型背后的故事是这样的。

一个社会有很多决策前天生相同的人，其中每个人都可以从事两种有专业化经济的活动，即直接生产物品和管理生产物品。

因此会有两种组织结构，一种是自给自足的结构，一种是有分工的结构，即某些专家专业生产管理知识，另一些专家使用他人的管理知识来创制物品。

只有当交易效率很高，专业化经济大于分工滋生的交易费用时，有分工的组织结构才被选用。

组织分工涉及物品、生产专家的劳动、管理知识和管理专家的劳动，衍生6种可能的交易结构。

买卖生产专家的劳动和管理知识，买卖管理知识和管理专家的劳动，买卖生产专家的劳动和管理专家的劳动，属明显无效率的选择，伊始之际就可排除。

需要考量的是另外3种结构。

结构A，生产专家和管理专家在产品市场上直接以中间产品交换最终产品，不涉及劳动力的买卖，因而不会出现企业。

结构B，生产专家当老板，购买管理专家的劳动，令其专业生产管理知识，利用管理专家的服务与自己的劳动来生产物品，再发卖之。

结构C，管理专家当老板，雇佣生产专家，令其用自己生产的管理知识来制造物品，再出售之。

后两者都是用劳动力买卖代替中间产品的买卖，控制权和索取权各自不对称分布。

所以，只要劳动力买卖比中间产品的买卖更有效率，企业就会呼之欲出。

企业出现后，谁当老板更有效率？这是接踵而至的一个难题。

可以合理假定物品的交易效率很高，因为其数量和质量容易测度；生产专家的劳动也有较高的交易效率，因为用计时工资或计件工资不难考核；管理专家的劳动有很低的交易效率，因为管理知识是一种非物质性的复杂产权，动用的是极难测度的脑力劳动。

由于要买卖管理专家的劳动，结构B是低效率的。

只有结构C最有效率，它买卖的是交易效率很高的物品和生产物品的劳动。

企业出现后，其边界定在哪里？

杨小凯、廖柏伟在另外一篇论文中精彩地证明，在给定企业存在的前提下，如果劳动力的交易效率高于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平均雇员人数就会增加。如果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高于劳动力的交易效率，则平均雇员人就会减少。

生产率增长与平均雇佣规模没有关系。

一言立决，不同的交易有不同的特殊属性，企业乃一种交易管理知识的装置。

它将交易效率极低的稀缺性企业家活动卷入分工，却不直接买卖，巧妙地顺然避免市场直接定价所酿成的高昂交易费用。

企业家活动的价格就是剩余索取权，这是最省事最有效地测度其价值的办法。

因之，杨小凯、黄有光把自己的模型称作“间接定价理论”。

研究结果表明，它与经验证据完全相容，可以连贯地解释众多商业案例。

1890年上梓的马歇尔《经济学原理》，把企业先验地目为一个纯粹的技术性生产机构，研究生产要素与产出的数量关系，求取成本最小化或利润最大化。

企业犹如一只“黑箱”，天然地存在，不具有任何制度内涵。

其边界，被认为由技术规定。

猛着先鞭，把企业认作一种治理结构，标志现代企业理论开端与新制度经济学开山的，是科斯于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

它质疑新古典范式，第一次把交易费用作为经济学的“透视镜”，涵括经济体系的制度特征，先驱性地论述企业的产生及边界。

具体地说，除了生产费用，使用价格机制也不免费，收集信息、讨价还价、履行契约等都有代价。

一系列的契约被换成一个契约，形成组织，允许某个权威来支配资源，就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费用。

企业的显著特征，就是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其边界，确定在企业内交易的边际费用等于借助市场交易的边际费用那一点。

经由科斯另一篇名文《社会成本问题》的带动和斯蒂格勒对“科斯定理”的推扬，上世纪60年代以还人们重新审视《企业的性质》的价值。

一群出类拔萃的学人陶陶然躬耕于此，阿尔钦、德姆塞茨的团队生产理论，威廉姆森的资产专用性理论，张五常的契约理论，巴泽尔的考核理论以及格罗斯曼、哈特、穆尔的不完全契约理论等先后问世。

这些思想产品以交易费用为解释变量，对科斯的分析思路作出技术性修正和补充，可与科斯的论说一并称为交易费用企业理论或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

“杨-黄”模型则从一个新的框架中诞生，不少方面都是开创性的，丰富了对企业性质的认识，并在形式化上前进了一大步。

科斯等人没有跳出新古典框架，只不过局部放宽了前提条件和假设要求，作出的仍是局部均衡分析。

消费者和生产者自然分离，市场已然孕生，“有意识的岛屿”上的岛主——企业家在所有条件下都会现身，不能诠释一个社会为什么会从非企业的生产方式转化到企业的生产方式以及企业家身份确定。

科斯观察到的企业，是人们比较不同生产组织交易费用后遴选的结果；

同意企业是一种契约安排，但没有解明是哪种形式的契约，只强调区别于市场机制的是行政指令和雇佣关系中的权力，还直率批评“企业存在的原因可以从劳动分工中发现”的观点。

张五常力主在生产活动上企业的大小无从界定，企业和市场都是一种契约，只是形式和机制不同罢了。

格罗斯曼、哈特把造成市场不同于企业的原因，归之为资产所有权上的差别。

威廉姆森断析能够处置有限理性、限制机会主义的等级制，是企业的主要制度特征；

凡资产专用性很弱或交易频率较低的产品和服务，应去市场购买。

阿尔钦、德姆塞茨甚而视企业为私人所有的市场，与通常意义的市场互相竞争；

所研寻的团队关系，仅在规模不大、生产物质产品或有形服务的群体内才能建构。

而小凯他们正是在此以匡不逮，改采内生企业和市场的“学术动作”，以一般均衡视角广域地描绘个人对角色的选取过程，映射出人类经济组织结构从自给自足向商业化企业化演进的内在理路。

模型回溯至个人决策之前：可拣选做生产者或消费者，还可拣选同时做生产者和消费者。

企业必是生产者，生产者却不一定是企业。

因为作为个人的生产者还要操心交易结构，定夺交易什么、和谁交易。

他可以单干，把最终产品或中间产品卖给别人，也可将劳动力卖给别人，在监督下工作。

一个具备管理知识的人也有3个样态：

向市场出售知识、将知识卖与企业所有者和自主创业。

自利的个人将采取效率最高的交易形式，某些形式中存在企业，另一些形式中企业不会出现。

其他条件不变，仅仰仗对交易结构的权衡取舍就有可能提高生产力。

随着分工深化，企业制度复杂化。

模型告诉人们：

企业是促进专业化分工的制度形式，与市场不是互替关系，交易效率一并决定市场交易和企业交易的范围。

企业不仅是一组市场契约的纽结，更是一套所有权的安排。

“杨-黄”模型基于所有权的内生性，顺藤摸瓜，直探最终产品与中间产品出现分工时产权的组织实现形式，参破“黑箱”秘密。

一是完整的所有权应是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匹配。有剩余控制权的人无剩余索取权，会把剩余“分配”给自己，成为“官仓老鼠”。有剩余索取权的人无剩余控制权，则剩余索取权很难实现。

二是剩余索取权应尽可能给予最重要成员，使激励结构呈偏态分布，给以可置信承诺和明确预期。

三是剩余索取权应尽可能丁一卯二地配置到最难监督的成员，因为最管用的乃自己搞定自己，自己给自己创造责任。

不仅证实“科斯定理”，而且证实斯蒂格勒、弗里德曼的假设：

现代股份公司并不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

经理对自己生产的管理知识拥有市场化的完全产权，与股东是不同产权之间的交换关系，断言私人所有权重要性下降没有根据。

反观交易费用企业理论，在“黑箱”里面没搔到痒处。

科斯、张五常忽略所有权，也避谈代理人的激励。

其他学者虽然正视激励结构，但处置激励困境的方案不完善，且只关注物质资本所有权。

团队生产理论第一个将企业学说与剩余索取权挂上钩，但监督者据有的剩余权可以被卖掉，当是股权。

不完全契约理论分划出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但把企业所有权界定为剩余控制权，归属非人力资本所有者——股东，形成对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控制。

考核理论以为从剩余报酬概念得到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解释，员工本人将逃避责任或激励自我雇佣。

企业与企业家一体两面。

交易费用企业理论中的企业家实属古典企业家，“权力”“计划”“指挥”“命令”“管理”“协调”“监督”成为概括企业家功能的关键词，“敲竹杠”“钻空子”“搭便车”诸词用以描摹投机行为或败德现象。

关系攸重的为什么他是老板，实际上没能答覆。

科斯以雇主与雇员关系为原型，中心签约人的作用机制缺席，且将组织成本当成狭隘的行政成本。

日后坦承撰文时觉得企业家包括领班等人员。

阿尔钦、德姆塞茨的眼中所有成员一开始就是同质的，监督者被随机指派，那他是否有能力优势呢？为什么不能由团队占有剩余权，尔后雇佣一个监督者？

威廉姆森则相信“内部组织不可能把市场的强激励机制再造出来”；瞄准“官僚主义的成本”，“比较性审计”使企业具备更强的决策能力。

小凯他们探求企业家才能扮演的要角，内含众多人性要素，豁然雾解最关键的有自我实施性的核心机制，现代形象的企业家郑重登场。

如果说古典企业家是一个精于计算的经济人，那么“杨-黄”模型隐含着桑巴特、韦伯、熊彼特和柯兹纳对企业家精神的看法，展现的是真实世界的行动者。

他更具生产性，不仅要投诸效率搜索行动，承担经济计算任务，更重要的是在不确定性条件下投诸效率探索行动，生产管理知识。

直接定价管理知识之所以不现实，是因为它是一种“在场知识”，创造过程高度个人化。

警觉、直觉、本能、想象、判断、魄力、渴望、惊奇等主观活动作用其中，非符码化，非逻辑化，不可言传，远非科斯“精力”两个字所能表征。

不宁唯是，人力资本产权的性质独一无二，所有者统御着努力供给。

若不予以强激励补偿，身上内置的“企业家要素”就虚应故事，隐藏行动和信息。

另外，经验显示，事前不可能订明一份面面俱到、逆睹变化、可执行的契约，尽数哪些业绩该得奖励。

设计过分精巧的激励制度，越容易被操纵。靠股票市场、外部经理市场施以压力，其效率也成疑。

推行持股计划，携带重要人力资本的雇员最终仍会出走。

尤堪玩味的是，处于新经济中的企业往往竞求独立而非大公司的附属，或大公司只收购这类公司的小部分股权。

总之，企业家人力资本遵循独特的市场逻辑。

在人力资本相对于非人力资本的重要性上升显著、测量企业家绝对贡献越来越难的时代，模型的洞察极为切要，颇具胜义。

以至于可以讲，模型本身就是一个企业家理论。

确证坎蒂隆关于监工变成业主后“将会更为尽心尽力”之猜想，确证马歇尔关于企业以高薪留住优秀领导人的必要性之猜想，确证莱宾斯坦关于“努力熵”“X效率”之猜想，确证周其仁关于企业是“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之猜想，对应赫维茨机制设计理论中的信息和激励两大重要维度，对应奈特“唯一的真正的不确定性”源自企业家的洞见，并替奈特回答了科斯抛出的极富挑战性的命题：为什么企业家不是藉由市场 “出卖建议和知识”，而是“主动地参加生产”以获得报酬。

模型也有烛照不周之处。

由于对人力资本专业化的定义比较简单，仅考虑通用专业化即在一个产业中生产所需的专业化，难以剖视企业何以专业化、自我发展能力和资本结构、治理制度安排。

继起者可以专用专业化即在一个企业中生产所需的专业化为基底，对模型适当扩展，发其绪余。

“间接定价理论”这一称名也不适切。

颇多交易费用企业理论都一样论释了不能通过市场来直接交易和定价的理由，如科斯发出“资源的配置为什么没有直接通过价格机制来完成”的诘问；

张五常具论没有评价实绩的费用就没有企业，避免直接衡量与商品每份贡献有关的各种属性、降低发现价格的费用是眷注的焦点；

巴泽尔认定企业是以纵向一体化来节省中间产出考核费用的一个组织；

阿尔钦、德姆塞茨的原始出发点正为了破解联合生产中“计量投入品的生产率和计量报酬”的疑难，而企业恰是一种比市场监测成本低的特殊监测工具。

所以，有些文献从学术史角度，干脆把它们看成同个版本，列为“间接定价理论”家族。

其他的一些界分也不恰当。有的别为交易费用学派与契约学派两个阵营，后者含“杨-黄”模型。

有的一网打尽科斯、张五常、威廉姆森和阿尔钦、德姆塞茨及杨小凯、黄有光的理论，串结在企业契约理论之下。

也有人径将“杨-黄”模型拽入交易费用或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谱系。

缘此诸因，另辟新径、充满朝气的该模型宜正名为“交易效率企业理论”，以现逻辑特色，并消解“身份认证”时的多样化。

在耶鲁大学为纪念《企业的性质》这篇堪值半个诺奖的文章面世50周年举行的研讨会上，科斯尝言：

“我的梦想就是建立一种能使我们对生产的制度结构的决定因素进行分析的理论。这项工作只做了一半，说明了为什么会存在企业，但没有说明企业所担当的功能是如何在它们中间进行分工的。”

“杨-黄”模型在更精密地阐明企业存在的理由的过程中，差不多完成科斯未竟的另一半工作，使我们第一次如此接近对“企业”的完整认知。

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个更基本的模型。这在纯经济理论越来越难以取得新突破的当代，洵为可贵。

冀望人们再提及企业理论之际，小凯和科斯的名字会一起浮现，融入自己的知识背景。

交易效率企业理论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也蕴含丰富的政策含义，有助于我们把握中国经济改革进路和内在关联。

撮其要者，有这样几点：

着力改进交易条件。

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并不一定会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组织效率却直接影响全要素生产率。

组织效率由交易效率决定，而交易效率受制于市场环境。

必须继续破除各种不当管制，加速城市化配套改革，减少市场的不完全性。

这对于空前规模的分工正在发生、交易指数倍增，且面临逆全球化所带来的负面冲击的中国尤为紧迫。

强化保护剩余索取。

产权是经济体系的基本激励结构，剩余权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

产权残缺导致行为扭曲，难以涌现真正的企业家。

必须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向企业家让渡一定的剩余索取权。

加强法治，硬化保护，使管理知识的外部性内在化，个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助推而不是抑制企业家思想的生产。

积极支持组织试验。

竞争是知识发现的程序。市场最重要的功能不是配置资源，而是搜寻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和制度安排。

只要能够自由地利用自由价格制度和自由企业制度，卓越的交易结构、交易制度就会自发生成。

必须健全企业法人制度、破产制度和资本市场制度，为企业家活动打开宏阔空间。

深度开放，促进模仿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分工经验。

深切警惕产业政策。

由市场积渐所至的组织结构和产权结构类型非常多，而人们掌握的信息总是有限的。

在信息不完全、不对称的情势下，不应以建构主义的思路推行鼓励特定产业发展的政策，迷信自己的理性能力。

必须以敏于机会的企业家为主角，耐心地让市场来调整产业结构，转换增长动能。

本期主笔

杜益民，宁波市鄞州区副区长级干部，宁波市委党史研究室《宁波市志》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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