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道洪（上海国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落子国资国企改革战略活棋，构建健康的长期资本形成机制。

上海：改革开放再出发

近年来，上海有点焦虑，略显憔悴。最近，关于上海地位与前途的话题，更是成为自媒体舆情的焦点。

2008年，俞书记出了一道思考题：上海为什么留不住马云？曾经一度引起热议，后来全球金融海啸爆发，紧接着上海世博会，然后全国迎接十八大，因为一直在忙也就没空讨论了。毕竟马云连科级干部都不是，多一个少一个并不影响大局。后来看《功守道》，才知道马云原来是武林高手，一个人撑起杭州一个城市的门面。十八大之后，类似问题又开始冒泡、发酵了。2016年有个城市创新指数，上海排在深圳、北京之后。2017年11月，深圳上市公司市值突破10万亿大关，舆情煽情渲染，说在华为没有上市的情况下，“深圳狂甩上海1个广州”。2017年底，有篇公号文章甚至怀疑：“上海和杭州——谁是谁的后花园？”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些日子，关于上海错过互联网时代的话题又开始刷屏。轮番刺激，无不触动上海敏感的神经，上海确实有些坐不住了。

自己先表明立场，我到上海三十年，已经不是新上海人，而是老上海人了，当然不愿意“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不管大家是否相信这些论调，反正我是不太情愿相信的，总觉得有点以偏概全、小题大作、夸大其词。上海不还是大上海吗？但确实又很难驳斥，冷静想想，觉得他们讲的似乎也有点道理。

上海其实已经站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口。我们正处在以信息技术为引领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这是一个颠覆性创新的时代，瞬息万变，从互联网、人工智能到物联网、区块链，令人眼花缭乱。这是真正的大时代。大时代往往也是大变局。大时代展现的并非都是机遇和繁荣，也伴随着挑战和凋零。2008年至今，一晃十年过去了。十年，足以演绎沧海桑田的巨变。这样的时代，老大是非常难做的。《功守道》为什么只有20分钟？因为演不下去了。马云一路披荆斩棘，打到最后没有对手了。这个境界其实非常危险，容易消磨斗志，迷失方向，最后可能并不是自己孤独求败，而是败给了自己。你太强大，对手不会跟你正面交锋，他会戳你的腰眼，攻你的软肋。上海就处于这样的状态，稳坐国内城市经济体第一的位置数十载，从未遭遇真正的竞争对手，难免迷茫。跟人一样，长期养尊处优，容易出现中年油腻、甚至“三高”，这其实是生活条件优越造成的，得的是富贵病。如果及时得到预警，从此加强锻炼、注意养生，完全可以重振雄风，毕竟体质好、底子好。

上海目前的情形跟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颇为相似，当时上海也很焦虑,后来南巡讲话燃起了激情,10多年就缔造了浦东开发开放的传奇。上海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因此,我完全不担心上海的未来,只要上海戒骄戒躁，唤起危机感，可以说，属于上海的黄金时代，不是已经谢幕，而是大幕刚刚开启。

令人振奋的是，履新上海的李强书记最近呼吁上海改革开放再出发，发出了当今时代上海的最强音。十年前俞书记出的思考题，现在开始破题，并且有了答案。李强书记希望构筑上海发展战略优势，提出打造上海制造、上海服务、上海购物、上海文化四大品牌，全力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大力改善营商环境。这些战略举措把准了命脉，点准了穴位，给上海注入了强心针。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中部时刻”，区域经济一体化既是国家战略，也是大势所趋。上海是长江经济带的龙头，处于长三角的核心地位，其经济腹地是全国最具活力和潜力的区域。上海应当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大力改善营商环境，融入到长三角一体化和长江经济带的发展中去，这是上海新的机遇和希望所在。上海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和优势，抓了一手好牌，一旦优势被发掘、资源被激活，把好牌打好，活棋下活，前景值得期待。经过一段时间的预热、热身，上海已经活动开了四肢，弓已拉满，再出发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可以说是蓄势待发，一触即发。

李强书记呼吁上海改革开放再出发，那么从哪里起步？我觉得，庞大的优质国资国企是一个大金矿，是上海弥足珍贵的重大战略资源、战略储备，是上海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先手棋、战略活棋。上海是仅次于央企的第二国资重镇，目前国资总量18万亿元，2017年上海GDP总量是3万亿元，国资总量差不多是GDP的六倍。全国是什么水平？全国国资总量120万亿元出头，2017年全国GDP总量接近83万亿元，约1.45倍。对比之下，问题的症结也就清楚了。事实上，国有经济比重较高、民营经济不振已成为上海发展的隐患，不仅影响上海经济的开放程度和市场化程度，也影响城市经济效能和活力，影响城市创新动力、创新精神、企业家精神。

我国非公经济占GDP比重超过60%,上海大约50%左右。应当看到，1990-2010，与上海经济高速发展相对应的，正是非公经济快速崛起的时期，公有制经济占GDP比重从96%降至50%，年均下降超过2个百分点，而同期民营经济、外资合计占比从不到5%升至50%。2011年以来，公有制经济与非公经济的比重几乎固化在50%左右。可见，当下上海国资国企改革任务重，压力和挑战大。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上海18万亿国资并非“包袱”，恰恰是长期资本供给的源泉。上海要突破各种体制机制障碍，加快市场化进程，提高开放度，下一盘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活棋。要通过改革将庞大的国资转化为流动性强的国有资本，让国资国企释放活力、展现张力，成为这个特大型城市经济的种子资本、活化因子，成为酵母。这样，上海完全可以积累新的势能和动能，为转型发展、创新驱动集聚新动力和新引擎。

构建长期资本形成机制

引领中国经济新常态

今天分析上海，应当放到全国的背景当中来考察。上海经济实际上是全国的一个缩影。2008年是上海和中国经济的分水岭，双双从此告别长期持续的双位数增长。我们说中国经济奇迹，严格说是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08年的三十年。这是改革开放的成果。从经济学、从经济增长动力分析，关键在于供给侧的持续性保障。

分析经济体的增长动力，短中期主要看需求侧“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内需）、净出口。长期增长潜力则取决于资源要素的保障程度，也就是供给侧“三驾马车”——劳动（人口）、资本（包括土地）与技术（包括管理）。供给和需求是硬币的两面。需求侧从产品、服务角度看问题，供给侧从要素角度看问题，两者内部都有供需关系。严格说来，当前国家提出的“三去一降一补”，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中，去杠杆同时作用于供给侧和需求侧，降成本、补短板属于供给侧，而去产能、去库存则是需求侧中“投资”的范畴，解决的是需求侧内部供给过剩问题。

从这个分析框架来解读中国经济奇迹，我认为，最大的功臣是三个“老外”即外贸、外资、外国技术，和三个“老土”即土生土长的劳动力、土地、本土投资。这六大因素中，只有外贸和投资二个在需求侧，其他四个均在供给侧，可见正是供给侧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持续不歇的动力源泉。改革开放之初，制约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瓶颈”是资金、技术，内需也不振，所以当时想方设法引进外资，引进外国技术，利用廉价劳动力（人口红利）和资源禀赋、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外贸），加之国际经济持续繁荣，最终崛起成为“世界工厂”。后来又通过土地批租及房地产、基础设施、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经济，最终创造了高速增长三十年的中国经济奇迹。

2008年至今，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发展阶段。经济新常态是经济发展阶段的切换，是从高速增长、数量增长切换到中速增长、质量增长。2008年以来，中国能否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已引起广泛的国际关注。当前中国经济失速，短期是因为国际经济不景气导致外贸下滑，而内需又跟不上，投资就出现过剩和低效的情况，这是需求侧的因素。而根子还是在供给侧：人口红利的削减；出口导向型的路径依赖导致技术创新滞后；对土地财政的过分依赖；严重过剩的资本因为缺乏有效的资本市场，淤积在实体经济之外的资金市场成为吹大资产泡沫的洪水猛兽。

如何引领中国经济新常态呢？刘鹤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2018年年会上就未来几年中国经济的顶层设计作了权威解读：一个总要求，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也是整个经济体系现代化的过程；一条主线，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大攻坚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这一顶层设计，对整个经济发展的把脉是很准的。

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从哪里来？需求侧“三架马车”当中，外贸和投资已经失速，只有内需可望持续发力。刘鹤先生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2018年年会上宣示，目前中国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58.8%，已形成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达4亿人左右而且快速增长的中等收入群体。这一巨大开放市场可望推动中国经济从原来的人口红利模式切换到市场红利模式，这是需求侧的巨大动力和潜力所在。

但是需求侧“市场红利”模式的成功切换，关键要认准真正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发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是，增加要素的投入数量或提高全要素的使用效率，要害在于政府职能转变和政策导向，在于制度供给和安排。劳动方面主要是延长人口红利并提高质量，除了放开二胎、延长退休，还要通过新型城镇化让更多农民成为产业大军，同时加大教育投入，特别是发展职业教育、培训。这方面，进一步放开计划生育应当战略性地放到议事日程上来。技术方面，大力实施创新驱动的国家战略刻不容缓，也包括怎么提升管理水平。这些举措都不是马上见效的，需要时间，也有一个过程。

现在见效最快、又可持续发力的，就是推进资本端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健康的长期资本形成机制。在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资本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经济体持续增长、长期繁荣的根本保障。资本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储蓄的规模及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效率。而储蓄向投资转化主要有两大路径：一是通过以金融机构为主体的金融系统媒介，转化为投资。这当中形成的资本主要是债性的，有长期的，也有短期的；二是以资本市场为媒介，转化为投资，这里形成的资本则是权益性长期资本。这主要取决于资本市场的发育程度，包括资本市场规模及其效率。美国是长期资本形成机制最健康的国家，金融系统和资本市场发达，又有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优越条件。再看亚洲，无论是日韩，还是当时的四小龙，在其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都是长期资本形成机制比较健康的时期。受制于资本市场的发展，这些国家和地区当时长期资本的形成主要发生在金融系统，最具代表的是日韩的银企合作模式，正是在银企合作比较紧密的时期促进了长期债性资本形成，从而带来了长期经济繁荣。其后当经济金融化过度，金融市场化持续深化，政府从强化监管的角度又剪断了银行和企业的脐带关系，这样由金融系统形成的债性资本开始由长期转向短期，而资本市场并没有同步发展起来，长期资本形成受到遏制，最终造成经济发展长期陷入困局，至今没有恢复元气。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得以持续繁荣，也得益于长期资本的保障。初期，以公有制经济和计划经济为主，银行和国有企业合作紧密，以债性为主的长期资本形成机制保障有力。此后随着公有与非公经济此消彼长，资本市场逐步发育，尽管发育程度还不高，总体上长期资本供给基本稳定，只是仍然维持债性为主的特点。而且由于外汇管制，持续进入中国的外资主要也是长期资本。

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今天，随着金融业市场化的推进，依赖金融系统的债性资本形成机制出现短期化趋势，并和经济增速下滑趋势相互强化。这样，资金（包括储蓄）就在银行间市场、金融市场积压，难以从金融市场向实体经济传导，造成流动性“堰塞湖”，加剧资金市场的流动性泛滥和实体经济的流动性枯竭，并制造资产价格泡沫，推高债务水平和通货膨胀水平。其根源正在于扭曲的金融结构。目前中国社会融资总量中，债权型融资占比达90%，股权型融资仅约10%。这样国内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最终结果，就是形成大量债务。如果不调整金融结构，未来难免会引爆中国的债务危机。

当下引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战略抉择就是从资本着眼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围绕长期资本形成机制来推进经济特别是金融领域的改革。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中国最大的瓶颈是资本，那么当今中国不差钱，存量流动性充裕，处于资本过剩的时代，这是当前经济破局的显著优势。我国拥有两座“金山”：一是169万亿本外币存款余额，约70万亿居民储蓄，储蓄率接近50%；二是约120万亿国有资产，资产质量优良。所以当前能立竿见影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深入挖掘两座“金山”，发力资本市场，构建健康的权益性长期资本形成机制，优化金融结构：一方面完善直接转化机制、间接转化机制、财政转化机制和金融转化机制，推动储蓄向权益投资转化，加快权益性长期资本的形成和积累，把央行比较头疼的存量流动性泛滥转化为经济长期增长动力。这也是金融脱虚向实的基本要义；另一方面，完善制度供给和安排，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推动国资国企向国有资本转化，这是长期权益资本供给的源泉，将创造巨大的制度资本红利。

关于国资国企改革的五个基本判断

对于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个人有五个基本判断：

第一，国资国企改革是引领经济新常态的战略活棋。综合上述分析，当下要引领中国经济新常态，不是没有牌可打、没棋可走，而是好牌、活棋很多，见效最快、又可持续发力的战略活棋就是从资本着眼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健康的长期资本形成机制。这一棋局有三大关键点：一是以混合所有制为突破口推动国资国企向国有资本转化，实现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二是推动储蓄转化为投资，优化金融结构;三是培育一个得力、给力、发力的资本市场。国资国企改革是这一战略棋局中的活棋、先手棋。国资国企既是资本市场的主力军，也是国家去杠杆的重中之重。国资国企改革后，既可提供健康的长期权益资本来源，也可成为储蓄向权益投资转化的现成标的，为资本市场注入新的活力。在存量流动性泛滥、实体经济过冬、资产荒等背景下，通过深化改革把120万亿国资总量的能量释放出来，不仅可以稳定今后长期资本供给，而且可以成为中国经济长期繁荣的稳定之锚和定海神针。

第二，国资国企改革是至关重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国确立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就是要用改革的办法调整经济结构，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实现新旧动能的转换。要抓住国资国企改革这个“牛鼻子”，大力推动国资国企向国有资本转化，激活国有资本，增强流动性，切实提高运营效率，稳定长期资本供给。要围绕服务国家战略，以国有资本促进国有经济优化布局，优化投向，调整结构，更加有效地发挥国有经济的整体功能作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大重点。近年来，国家大力清理地方融资平台，去杠杆，主要是针对不断攀升的债务问题，主动化解风险，避免出现“明斯基时刻”。这当中，国企首当其冲，也是重中之重。过去几年，民营经济负债率逐步下降，但国企一直延续上升态势。国资国企不改革，很可能成为引爆风险的“灰犀牛”。当然，政府监管层必须避免出现处置风险的风险，避免下药过猛人为导致市场主体失去持续融资条件，造成债务风险集中暴露。防范风险不能简单粗暴，应当建设性地在发展中化解，立足于疏而不是堵，更不是简单切割。譬如，通过混改引入社会资本，可以直接降低国企的负债率，同时改善公司的治理，提升国有资本运营效率，这就是建设性的变被动为主动的战略举措。

第三，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资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中央把混合所有制改革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与突出国有资本的战略部署一脉相承。这当中，关键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企业发展规律，以市场化改革为导向，真正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要以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作为改革方向，创新制度安排和供给，推进产权制度改革，让市场主体和资方主体真正平等参与公司治理。把股权多元化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结合起来，落实企业董事会职权，落实经理层契约制、市场化选聘经营者、职业经理人制度，深入探索管理团队和员工持股，建立灵活高效的市场化经营机制等；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加快战略性、市场化重组，培育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力争在国际资源配置中逐步占据主导地位，主动参与国际竞争。值得注意的是，现实中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路线图往往是困难企业、小企业、下属企业先行，结果是困难国企要改很难改，优质国企能改不敢改。好比一篮子苹果，总是先挑烂苹果吃，结果一直在吃烂苹果。这些都是改革中要避免的。事实上真正做混改，不是说只拿差的企业来做，好的企业更应该混改，好的企业混改以后通过市场化机制释放出来的价值更大。对于竞争性的国有企业，今后国资混改的力度完全可以加大。

第四，从国资国企到国有资本的转变是根本路径。党的十九大提出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这是国资国企改革重大理论创新。改革就是要把国资国企从原来比较僵化的体制机制中解放出来，转变国资国企存在形态，以国有资本作为终极存在形式，建立起健康的国有长期资本形成机制，进而确立国有资本在国有经济成分中的主导地位。这涉及到国有经济的实现方式问题。当国资国企以比较固化的形态存在时，就可能影响经济体血脉的流畅，血脂、血压、血糖、胆固醇都可能高起来，造成经济体出现亚健康。当国资国企转化为流动性强的国有资本，就会成为渗入经济体内各个角落的毛细血管，成为城市、区域和国家经济的活力、张力之源。国资国企转化为国有资本，流动性大增，更有利于发挥引领和导向作用，优化资源配置，显著提高运营效率；更有利于激发经济活力，推动经济转型；更有利于加快国资收益与财政收入的转换。国资国企转变为国有资本的主要路径包括：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股权多元化、投资主体多元化；股份制改造；借助资本市场，实现证券化；成立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和主权投资基金，推进基金化运作等。

这里插播一下我的老东家上实集团探索国有资本的实践经验。我服务上海国企整整二十年，都是在上实集团度过的。因为筹备上海国企改革发展股权投资基金的原因，刚刚离开上实集团。上实堪称国内管资本的先驱，在国资国企改革进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90年代以来，上实以外资身份推进国企改革，让一大批国企大放异彩：光明乳业、上海家化、联华超市、杭州青春宝、厦门中药厂……还有海通证券。时任上实集团董事长蔡来兴先生是大师级的战略家、企业家，我有幸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也见证了上实探索以管资本方式改革国企的实践过程。

十几年前，上实曾一度是这些企业控股50%以上的大股东。对这些企业，我们没有派过董事长，没有派过CEO，没有派过财务总监。出现这种局面，最初确有客观原因，有被动的成分，内部也有议论，但凡集团都希望追求控制的。后来实施效果不错，大家思想也通了，开始主动探索管资本的新路。对这些企业，我们管什么呢？我们管战略，管分配，都是帮忙不添乱、不添堵的。我们当然要监督，也管预算，管审计，管考核。但监督是市场化的，由第三方中介机构主导，要求企业接受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早在2000年前后，就推行季度预审，半年正式审计，比当时香港上市公司要求还高。管资本的效果，大家有目共睹，光明乳业、上海家化、联华超市先后在上实控股时实现分拆上市。记得当时在香港，华润的控制性经营模式，上实的管资本模式，都取得了成功，为此中联办专门邀请华润和上实在中资企业调研会上交流经验。华润收购兼并基本上是追求控制的，万科算是一个例外，现在回过头来看，华润系对外投资中，万科的投资回报率其实是首屈一指的。十八大以来，上实董事长王伟、周杰总裁又以敢为人先的勇气推进了上海浦东科投、上海建科院等多家国企的改革，成效显著。

最后，资本市场是国资国企改革的主战场。资本市场长期为国企改革发挥着“助推器”的作用，包括拓宽融资渠道，促进资产重组和资源优化配置，促进股权多元化改革，推动改善法人治理结构和现代企业制度，强化激励和约束机制，提升市场化程度等。当前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正在发育，市场规模和容量很大，这为推进国资国企向国有资本转变创造了现实条件。目前国有控参股的骨干企业基本实现上市，国资证券化率日益提升。国资国企改革应当把资本市场作为主战场，发力资本市场，提升资本效率，这是国资国企资本化的主要路径，也是金融脱虚向实的战略举措：要采取上市、扩股、减持、并购、引进战略投资者等多种手段，逐步扩大国有产权开放度；鼓励相当部分国有上市公司成为股权分散的公司，真正完善公司治理，充分挖掘国有资本的真实价值。加快国有资本的布局调整，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竞争性行业国有资本完全可以放弃第一大股东地位；探索优先股、可转债、定向权证等创新金融工具，提升资本市场服务国资国企改革的能力；积极探索管理层持股、骨干员工持股和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和人力资本作价入股等形式。

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可望为资本市场注入新的活力。目前资本市场对国资国企改革保持谨慎乐观，谨慎是因为之前资本市场服务于国企解困、圈钱的阴影仍在，国企一股独大扭曲价值的状况尚未根本改变，乐观是投资者对此轮混合所有制改革乐见其成。事实上，国资国企改革是价值链的全程运作，通过持续深化改革，国有控参股上市公司的价值可望不断提升。从公司制、股份制改造，到引进战略投资者，股权多元化，从经营团队持股，员工持股，到优化国有持股比例，从IPO，定增，到收购兼并，产业投资，基金运作，无不是提升企业价值的动力引擎。此外，国资国企通过证券化进入高度市场化的资本市场后，不应再强化股权的国有属性，不应在经济活动中被特别保护。例外法则和最惠保护不仅会扭曲价值，也会破坏资本市场的游戏规则，动摇资本市场的根基。

改革进行时

国资国企改革大幕已经开启。

十九大前夕，联通混合所有制改革以约780亿元人民币交易对价上演了一幕大戏，票房完胜《芳华》、《无问西东》。联通混改展现了新一轮国企改革的气势与决心，信号非常明确，具有风向标意义，标志着混改大时代的开启，令人期待和憧憬。这次混改看点很多，值得打CALL：集团层面整体混改；员工持股计划设定价格远低于停牌前股价；战略投资者和员工持股合计超过联通集团；法人治理结构优化，董事会13名成员中，联通背景董事仅占3席，外部投资者获得6个席位，另有5名独立董事。

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九大为新时代国资国企改革明晰了战略路径，核心是四个方面：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建立授权经营体系，落实企业经营自主权；以混合所有制为突破口；培育世界一流企业。

还是把视线拉回上海。在当前背景下，坐拥18万亿国资的上海，完全可以落子国资国企改革战略活棋，构筑上海发展战略优势，引领上海改革开放再出发，续写新的发展传奇。

首先要思想再解放。不少人至今还在唏嘘叹息过去二十年上海品牌大面积体制性消失或惨淡经营：1995年首批荣获“上海名牌”的152个品牌，20多年间已消失50多个……目前幸存的品牌也大多是昨日黄花。我们需要深思的是：如果当时这些品牌掌握在民营企业手中或进行了混改，今天会是什么景象？如果一切可以重来，应当怎样推进改革？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可能会对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提供诸多有益的启示。可见，不改革才是最大的国资流失，改革才是国资最好的保护。应当走出认识上的误区。我们有些认识根深蒂固，往往因为担心国资流失而讳疾忌医，结果形式上守住了国资，实质上却已变质，最终造成“肉烂在锅里”，或是导致存量国资不断缩水，出现令人心痛的“冰棍效应”。这是国有经济中大量沉淀资产、低效资产、僵尸企业的成因。同时要走出“程序”怪圈。国资国企改革要装进制度的笼子里，要讲程序、讲规范，这是刚性要求。但也不能一讲程序、规范，就固步自封举步不前。程序是为改革发展服务的，当程序影响效率就要进行价值判断和选择，应当改变程序至上，避免唯程序主义。此外，还要有改革的容错机制，松绑不合时宜的脚镣手铐，解放重重加码的“紧箍咒”，切实解决基层改革创新动力不足的问题。

其次，站位更高下活棋。随着经济金融化趋势的深化发展，未来一个国家、地区或城市的经济波动性势必加剧，而健康的长期资本形成机制将会成为经济体的核心竞争力和持续繁荣的根本保障。这方面，上海的优势和潜力是得天独厚的。上海国资规模大，质量好，集中度高，证券化程度高，大多集中在竞争性行业，管理规范，混合所有制经济基础良好。而且上海作为金融中心，资本市场要素发达，通过深化改革激活国资国企，可望形成稳定的长期资本供给，加快上海经济体系现代化的进程。这是上海决胜未来的重大战略活棋。如果上海率先下好国资国企改革这盘棋，就不仅为上海经济发展找到了出路，也为难度更大的央企改革提供了示范，也最好地践行了习近平总书记“继续当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的要求。

上海已率先建立国盛集团、国际集团两大国资流动平台，并开始实质性运作。今后顶层的国资流动平台应当逐步向国资运营机构或类似政府主权投资基金方向发展，下面是控参股的、市场化运作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以确保国有资本的市场化流动，使国有资本成为经济发展的活化因子，最终实现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的战略目标。

上海作为经济中心城市，经济服务化以后，有必要从关注GDP转变为关注GNP的增长，这是经济中心城市发展的必由之路。事实上，国企转变为国有资本后，可以参与全国、全球资源配置，不仅能够通过市场化放大GDP，而且可以创造质量更高的GNP，真正发挥国有资本的控制力、影响力，强化经济中心城市的地位。以上海大力发展的支柱产业或战略新兴产业为例，目前大都有国有骨干企业担纲此任，如果通过改革，一方面降低有关骨干企业的国有股权比例，激活企业经营机制，另一方面把释放出来的资本，在全球范围配置优质产业资源，这样不仅骨干企业活力大增，也将深化这些产业的国际战略合作，确保上海始终站在产业发展的国际前沿。上海要以更加开放的胸怀拥抱国内外资本，推动国资国企市场化、开放性重组，不仅要深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而且要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还要走出上海服务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融入全国经济发展大局，让改制新生后的国有资本成为城市经济的活力之源、动力之源。

与此同时，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上海正在建设“五个中心”。这就需要一批世界一流企业代表上海和国家参与全球资源配置、全球竞争，进而提升上海在我国对外开放中的地位。上海拥有一批大型国有企业集团，应当结合混合所有制改革，吸纳大型企业集团作为战略投资者，以市场化、国际化为导向完善公司治理和机制，着力打造世界一流企业。世界一流企业是经济体实力的代表，以腾讯和阿里巴巴为例，二家公司市值均已突破5000亿美元，超过上海市GDP总量（3万亿元人民币），大大提升了所在城市深圳和杭州的国际地位。上海还要重视企业家精神的发育。企业家是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主体，企业家精神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源泉。如果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资国企还涌现了一批企业家，洋溢着企业家精神的话，那么今天的国资国企除了培养企业领导干部外，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严重缺失已是不争的事实。上海应当结合国资国企改革，营造浓郁的创新创业氛围，致力成为企业家成长和企业家精神发育的乐土。

最后，国改基金当推手。跟大家报告一下上海国企改革发展股权投资基金筹建情况。我最近离开上实，参与筹建这只基金。在上海市委、市政府的部署下，由国盛集团牵头组建的上海国企改革发展股权投资基金，总规模500亿元,首期募资200亿元，已于2017年12月底揭牌。这是国盛集团作为国资运营平台以市场化原则放大国有资本的引导作用，统筹运作国有资本及社会资本的创新举措。目前基金管理公司及基金组建工作正有序推进。我们将按照国盛集团董事长寿伟光“建设大平台，培育大产业，推动大合作，构筑大通道”的要求，致力成为上海改革开放再出发的马前卒，成为上海国资国企改革的重要推手，不断增强国有资本的影响力、带动力、控制力，推动国有资本成为激活上海经济的酵母和活化因子，服务于构筑上海发展战略优势，服务于上海制造、上海服务、上海购物、上海文化四大品牌的打造，服务于上海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