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土地有关  

中国的增长模式是一个难度极高的经济课题，以至于不止一位经济学家讲过，谁能正确解释中国的发展，谁就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复杂问题，中国的经济发展无法用一个特征就进行概括，即使是在土地开发与利用领域，也要分成几个阶段：

改革开放初期的农村“土地承包”阶段；

1994年分税制后逐步开始的“土地财政”阶段；

2008年金融危机后加杠杆的“土地金融”阶段。‍

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农村包产到户，即实施土地承包责任制。这一制度允许农民自主在承包土地上进行生产经营，种植的粮食在上交一部分给国家和集体之后，剩余的部分都归农民自己。这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并推动了中国农业的飞速发展。

农民有了解决温饱的能力，并有了经济余裕，也想购买商品。这为20世纪80年代的乡镇企业创造了市场。乡镇企业可以根据市场需求进行生产，不再受计划经济的束缚，为后续更深入的市场化改革提供了珍贵的经验。这就是“土地承包”阶段的具体内容。

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经济发生了几个重大的转变。 

第一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私有企业开始崭露头角，经济产能逐渐过剩。

第二是1994年实施的分税制改革，把税收分为中央税、地方税以及中央与地方共享的税，财政权力开始从分散转向集中。 

第三是从1998年开始，按照“抓大放小”的原则，推动了企业所有制改革，国有企业向战略性产业集中，从而形成了新的经济增长模式。

城乡土地改革势在必行 

中国政府的改革方向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发挥决定性作用：市场能够提高交易和投资的效率，它能让社会蛋糕变大之后，各方更容易公平地分享土地增值的收益。

土地制度改革面对的一个主要任务是，缓解大规模货币超发导致的房地产泡沫和债务风险，将超发的货币引导到对城乡土地资源的更有效利用上。

然而，在政府垄断土地开发的情况下，即使在某些地方房地产供不应求，某些地方遭遇萧条，也难以解决结构性的泡沫与过剩问题。换言之，要实现房地产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最关键的是要打破地方政府对住宅用地的垄断，使土地市场更具竞争力。

因此，城乡土地制度改革需要考虑三个方面：

首先，需要调整城市中现有的土地结构，降低工业用地的占比；其次，需要调整城市中新开发的土地的来源和结构；最后，需要确保所有人都能从土地价值升高中获益。

从这几个方面出发，对土地改革问题后续的方向就能看得更清楚：

1. 调整城市存量土地结构，降低工业用地比例并部分用于住宅开发；

2. 适度调整城市增量土地的获取方式与供地结构；

3. 逐步推动农地征收中的“留用物业安置”；

4. 适度放开建设用地进入住宅用地市场；

5. 在自愿基础上推动我国农村土地的渐进国有化改革；

6. 三类土地发展权转移和跨区市场化交易；

7. 在城市低效用地再开发中，部分工业用地转化为住宅用地；

8. “两个竞争加一个空间腾挪”推动城市更新的思路。

这些改革建议，都是在既有政策框架上的适度调整，既不是伤筋动骨的推倒重来，也不是无关痛痒的小修小补，而是希望通过激励相容的配套设计逐步实现整体利益的优化。

在改革中三个要素缺一不可：方向、突破口和力度。

改革的方向错了，就会满盘皆输；改革突破口选不准，又难以实现不同政策的协作；改革政策的力度不足，则难以扭转局面，力度过大又可能反受其害。

《人地之间：中国增长模式下的城乡土地改革》给我们的就是这样全面而务实的思维，值得我们在任何变革中学习和借鉴。

相信你对中国土地改革的所有问题，都能够在《人地之间：中国增长模式下的城乡土地改革》这本书中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