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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和波普尔:政治哲学上的伟大相遇

——为纪念邓小平逝世20周年而作
 
文 | 杜益民 唐涯
 
香帅如是说 
 
1997年2月19日,一个在中国历史打下最深烙印的四川人闭上了眼睛,没有等到他一直在等待的香港回归。整整20年过去了,中国仍然在他瘦小但是伟岸的背影中,改革开放仍然是这个国家亟待解决、亟待深化的命题。
 
“改革”是个充满了历史趣味的词语。早在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为了加强国力,下令让百姓从传统的汉服长裙改穿胡人的短衣长裤,学习骑马射箭,这就是著名的“胡服骑射”。由于胡人服饰多为皮毛皮革,从此“改革”一词就正式登堂入室,成为“变革,革新”的代名词。
 
从1978年开始,中国在这个小个子伟人的带领下,进入了一个水流湍急,惊涛拍岸的“改革时代”——数十年高达两位数的高增长率;从1.8%到12%的全球GDP占比;从阡陌纵横的村镇小城到高楼鳞次的摩登城市。小岗村,莫干山,巴山轮,深圳特区,92南巡……对历史时刻和历史名词的缅怀难免让人血脉贲张。而历史也不负众望地显示,在“改革”和“开放”的大背景下,整个社会迸发出巨大的创造力和热情,令人惊奇的实现了社会主义框架内相当程度的市场化转型,使得一个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大国从贫穷萧条转变成为最富活力的市场经济体之一。
 
秦朔老师问,“如果你是一只鸟,你想栖息在哪个时代?”,朋友华杰说,“这是中国历史上仅仅次于檀渊之盟后100年的时代,我因此感到幸运”。不管你是谁的粉丝,这一代,这好几代的中国人,至今仍然活在他开创的伟大时代的浓荫之下。
 
他提出的“开放”,这个概念看似舶来,其实深深地扎根在过去近四十余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中,扎根在朴素的“摸着石头过河”“黑猫白猫论”中,浓缩于“实事求是”四个字中,也浓缩在来自遥远国度的哲学思想中。
 
不忘本源,才能锐意进取,完成深化改革的历史使命。超越意识形态,回归实践,回归朴素的智慧,是普世的,也是中国的。
邓小平(1904-1997)不是专业哲学家,也没有建立体系完整的理论哲学,但他有深睿的哲学头脑,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以继承和创新的精神建构自己的实践哲学,耄耋之年启动历史枢机,尽瘁改变了一个占人类1/5人口的国家发展进程。邓小平的政治哲学是他伟大政治人格、杰出政治智慧、卓越领导才能有机统一的结晶,体现在对一系列问题的论述之中,体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文献之中。卡尔·波普尔(1902-1994)是与邓小平生活年代相当的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也是为数不多的将科学哲学很好应用到政治哲学的哲学家。我们固然不能赞同他的立场,但其理论发人深思,蕴涵许多合理因素,具有一定价值,且与邓小平政治哲学在某些方面有惊人的相似性,语言风格亦有“清晰深刻”、“尖锐明快”、“容易概括”的特征。一个是世界著名的政治家,一个是世界级的学者,政治哲学把他们连在一起了。
反对教条主义、崇尚批判思维是邓小平哲学的核心品质,也是波普尔哲学的根本特征。要审慎把握一个哲学家的思想观点,解析他的致思方式甚为紧要。邓小平深刻懂得批判思维对于国家和个人的极其重要性,批判性思维是其重要思维方式。邓小平理论在批判中形成、批判中发展,是批判思维在实践中运用的结果。“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正心诚意,坚强掊击“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支持和领导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从思想路线入手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他想问题、干事情的最根本方法论原则,也是反对教条主义的有力武器。当人们认识不一致时,总要求“拿事实来说话”(涉及邓小平的引文均出自《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1993年第1版)。明确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联系起来,使实事求是的理论进展到新的层次。用他的话说,就是“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公忠体国,以一种哲学家的忧思陈述着:“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南方谈话又嘱咐道:“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以开放的心灵、证伪的精神盱衡环顾中国及其他国家历史变迁,在与世界的交往中寻求发展道路,每一项新的举措均建立在批判旧的思想观念和不合时宜的体制基础之上。以严格的自我解剖精神,敢于自我审视、自我批判、自我扬弃:“我不是完人,我也犯过错误。”“我这个人像维吾尔族的姑娘,就是辫子多。”解释知识与解放思想之间的关系:“知识不多,本领就不大,勇气就不够。”
 
人类是在批判中前进的,没有继承中的批判就没有文明的进步。实践的政治家与理论的思想家在这里达到了一致,毫无抵牾。波普尔在继承传统理性思想的同时特别突出强调理性的批判功能,最终形成整个哲学体系的根本特征——批评理性主义。他是一位诊断思想瘟疫的医生,“清楚地意识到教条思维和批判思维之间的区别”(涉及波普尔的引文除特别说明外,均出自《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历史主义贫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版、1998年第1版),相当程度上肯认“马克思的不断进步的反教条主义的科学观”。祛除“科学就是真理、科学理论就是对经验事实的归纳”这两个迷信,断定可证伪性是一切理论的科学标准,探究真理是一个动态推进过程。把从理论推导出的结论的经验应用作为批判性检验的重要途径,认为真理就是“与事实相符合”,用概率理论获取“逼真性”概念。“封闭社会的特征是信奉巫术的禁忌,而开放社会则是这样一种社会:其中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已学会批判地对待禁忌,并(在讨论之后)凭自己的智性权威来做出决定。”批判态度是迄今为止理性的最高形式,是唯一可以替代暴力的。“科学的真谛是独立思考、富于创新、敢于批判和接受实践检验的精神”,一切根据实际效果来判断,不能受任何教条的束缚。科学家要敢于批判别人、批判权威,更重要的是要敢于批判自己。“通过对别人和被别人批评而成为自我批评”,通过知识而实现“从错误、从迷信和虚假偶像的精神上的自我解放”。
 
破除超越发展阶段的空想论是邓小平哲学运思的突出建树,也是波普尔哲学论证的重要成果。波普尔深入省思那种为社会制定全盘计划、一劳永逸式激进重建的乌托邦工程(他把“实践活动过程”视为“社会工程”),认为它采用浪漫主义的方法,必然产生与其愿望相反的结果。它将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改造,肇致扩大国家权力和忽略个人现实利益。由于它包含了诸如人性完全解放、绝对平等等宏大目标,人们很难通过理性讨论来澄清其意义,并且可以为此采取卑鄙的或暴力的措施。同时,它轻忽实施过程的诸多困难。人类的历史进程受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因为“我们无知的巨大”,因为从长期看社会思想观念可能孕育变化,未预料和极不希望出现的事情会很多,领导集团内部也必定呈现分歧,以至于乌托邦工程往往从理性和计划开始,至反理性和无计划的混乱状态结束。与之不同,渐进工程主张以谨慎态度逐步、逐个、温和地治疗社会弊病,寸积铢累,发荣滋长,力避社会动荡和暴力破坏。长远目的要几代人才能完成,必须集中力量对付当前的目的。只有实现当前目的,才能为达成长远目的提供条件。波普尔在理论上论证了空想社会工程的危害,而邓小平则是在亲身实践中体察其危害,继而把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作为需要回答的基本问题。他秉持责任伦理,凛然破除把社会主义理想化、提纯化的倾向和超越发展阶段的错误思潮。多个场合强调“我们有许多东西还不懂”,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多次论说“警惕右,主要防止左”,坚决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推动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开始真正具备建设性价值的具体路径探索,将长远目标与近期目标结合起来,阐扬初级阶段理论,开引“三步走”发展战略,缕述“两个大局”战略构想。像园丁看花护草那样以适宜环境培植竞争秩序,明定“谁不坚持改革开放谁下台”这条否定性的禁令,精彩演绎“春天的故事”。
波普尔关于乌托邦社会工程理论的预言在不少国家都得到应验,我们未必为它的成功而高兴。但渐进社会工程理论却在东方被一位政治家用一种并不完全相同的方式践行,以致濒临绝境的大国开始振衰起弊,这是可以自豪的。当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邓小平收受波普尔建设性思想资源的影响。两人平行发展之,可谓不谋而合。
 
从经验中学习是邓小平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智慧的精湛哲学表达,也是波普尔萃取的独特社会技术哲学思想。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一定的方法论指导。“这种方法论将立足人类的社会生活和最基本的社会事实,寻求改革社会制度(“社会制度”概念在波普尔那里“既包括公共性质的制度,也包括私人性质的制度”,包括企业、学校、教育制度、警察部队、教堂、法庭等)的工作”,完成“设计各种社会制度以及改造和运转现有的社会制度”的任务。波普尔将这些方法称为社会技术。“零碎技术学”方法论来源于符合科学实验程序的试错法。他是一位对错误感兴趣的哲学家,认为可错性是科学的本质,图式化科学成长过程为P1→TT→EE→P2。问题始终是第一性的,尝试性理论的提出基于解决问题的需要;理论只是猜想,可能部分或整体错误,经过批判讨论和实验检验、消除错误的阶段,旧问题得以解决,新问题又会产生;如此循环往复,问题愈来愈深刻,试探性理论的逼真度也愈来愈高。试错法是一切生物都具有的本能,解决问题的必要环节;是迄今为止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惟一真正取得成功的改善事物状况的方法,我们惟一的选择。他进而形成极具意义的可错论:“科学的进步在于试验,在于排除错误,在于以先前的试错过程中吸取的经验为指导的进一步的试验。”“历史上不成功的尝试对于取得进一步发展的作用,可能像成功的尝试一样重要。”“我们的错误能提供光亮”,“帮助我们在洞穴的黑暗中摸索出路”,“照亮我们的最新经验。”“从我们的错误之中学习”,“从经验中学习”,“让错误代替我们失败,而不是我们带着错误失败。”“注意这些错误,发现它们、揭示它们、分析它们,从它们之中吸取教训,这就是一个科学的政治家、也是一个政治科学家所必须做的工作。”“只有不去尽最大的努力避免错误,才是不可原谅的。”试错法“比较所预期的结果和所取得的结果”,“试图通过可以不断改进的小调整和再调整达到目的”,避免从事“不可能分清原因和结果以及自己真正是在做什么的”改革。它具有短期性局部性,使得风险可控性明显增强,且为适应社会变化留出较大余地。它可以在任何时间运用,不会拖延行动。它并不一概排斥大规模改革,但大规模改革的成功端赖事先在零碎实验中犯各种小错误。波普尔接触过中国学生和学者。在《科学知识进化论》中写道:“这个经历使我还不足以判断下面的事情是不是真的:中国流行的生活态度都认为犯错误是丢面子的。如果这是真的,根据我对科学的看法就要求改变这种态度。”
 
从前述不难得见,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法”与波普尔试错法在逻辑结构上完全对称,形似神更同。前者是“尝试——纠错”,后者为“猜想——反驳”。邓小平在战争年代就拥有“能吃夹生饭”的意志和魄力,论及改革开放时使用最多的两个词汇就是“尝试”和“纠错”。他深知改革开放的艰巨性复杂性,谆谆告诫全党同志要摸着石头过河,“在干中学”,“从实践中学,从书本上学,从自己和人家的经验教训中学。”他进而形成极具价值的错误观:“搞改革难免会犯错误,但我们不能怕,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停步不前。”“要及时总结经验,改正不妥当的方案和步骤,不使小的错误发展成为大的错误。”“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就不会犯大错误,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和改正。”“我们的方法就是不断总结经验,有错误就赶快改。”“我们还要积累新经验,还会遇到新问题,然后提出新办法。”以不懈努力撑起经济特区等试验性改革,允认地方实验和民间创新,属意其中萌发的实践性知识,并“加工提高”为政策、法律,畀使改革工作拥有动力系统和鲜活基础。南方谈话更透露“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的严峻论断,坦承“搞四个经济特区没有加上上海”的失误,申说“闯的精神”、“‘冒’的精神”,强调“一股气呀、劲呀”。究极说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籍以蕴藏内在科学精神的“从经验中学习”,在历试诸艰中迅速挺进。邓小平也由此成为善于应用正确社会技术的“总设计师”,中国历史上罕有的成功改革家。
 
竭力治理当下社会重大、紧迫的问题是邓小平的哲学意旨,也是波普尔的哲学义理。在邓小平富厚、精彩的政治哲学中,始终把基于中国传统哲学中民本思想的人民是否“拥护、赞成、高兴、答应”作为衡度各项事业的最高准则。“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作了多少事情呢?”这是邓小平第3次复出后念兹在兹、坚毅以求的一个问题。他执持民胞物与之浓挚情怀,时刻探取民情民瘼,把民众利益具体落实到排忧解难的筹虑之中。冰雪般认识到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不能创造条件改善民众生活,那么理论再好也不能说服人,辞锋犀利地指出自己的政治结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奋勉处理燃眉之急,呼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四个现代化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这个思想在邓小平的政治思维中一以贯之。1992年在深圳河大桥上深情远眺香港:“人民,是看实践。”他喜欢援引具有哲学指导意义的四川农村俗语——“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树立“三个有利于”标准,排除“姓资姓社”的纠缠和干扰。他敏锐感受重要症结,在曲通地推展农村土地产权结构变迁中解决迫切已极的吃饭问题,形成增长动能。鼓励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起来,迈向源自增长绩效大幅提升的共同富裕。他特别重视用实际行动来改变事物现状。3次谈及“傻子瓜子”,翼护民众自由创业权利,把企业家请回中国并获得制度性尊重与保障。花5天时间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慨然表达做“大家的后勤部长”之愿力,以急切心情尅期恢复高考,亟谋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主张“教育要从娃娃抓起”、“从基础抓起”,日后再揭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
 
波普尔在致力满足民众现实紧迫要求这个论点上与邓小平又不期而遇,且辨之甚晰。他贯注人的主体地位,给予人以足够重视。认为幸福和痛苦是不对等的,痛苦并不能被快乐所克服,尤其是一个人的痛苦更不可能由另一个人来克服。幸福的状态千差万别、因人而异,而人们对痛苦的各种形态、产生原因及消除办法却有着明确的认识。增加幸福的确定标准不可能有,但排除痛苦的标准却是显现的。人们所应拥有的权利,“是一种在能够避免的情况下要求不被造成不幸的权利。”因此,应该把主要目标放在与当前社会最重大最紧迫的具体痛苦和罪恶的斗争上。制定公共政策的一般性指导原则是“最大限度地减少可以避免的痛苦”, 获得幸福须待个人去努力。这也是政府权力的限度。一次受访时建议设立一张可以公开讨论的“当务之急的清单”,如贫困、失业、疾病、缺乏社会保障和教育机会、种族歧视、战争、各种奴役制度等。年少时忧心于维也纳的贫敝,唯一吸引他的理论社会科学便是经世济民的经济学。担负1年社会福利工作,勉力纾解儿童困窘。抽暇考取小学、中学任教资格,听取教育学院课程和参与教育改革。博士毕业后做过7年中学教师,梦想有一天能建一所不必为考试而学习的好学校,厥后又揭示“知识远远好于力量”的观念。
 
建立健全民主制度是邓小平透彻阐发的哲学命题,也是波普尔深入考察的哲学对象。邓小平准确理解当代政治发展的主要潮流和基本趋势,依据历史实践提供的反思材料,矢志探索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长期未能获得应有关切的民主政治这个学理领域。笃实分析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内在紧密联系,证成“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关键命题。系统论述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期望“采取各种措施继续努力扩大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及时纠正不足和错误。制度问题至关重要,因为其“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要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有判断是非的能力。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提防固陋拘泥。简捷警示全党,其言甚苛而厉:“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可能重新出现。”从邓小平对法制问题的理解来看,他所讲的“法制”与“法治”并无二致。
 
波普尔在论述中引用阿克顿勋爵名言“权力趋向腐败,绝对权力趋向绝对腐败”,认为政治哲学的根本问题不是“谁应当统治”而是“应该如何统治”,即探讨什么是权力制衡的最佳形式,如何最有效地防止暴政。他的视阈中民主是一种制度,是权力的牵制与平衡。“我们应该明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切政治问题都是制度问题,是法律构架的问题,而不是个人的问题,通往更平等的进步只能靠对权力的制度控制来保证。”“我们需要的与其说是好的人,还不如说是好的制度。”“任何情感甚至爱都不可以代替由理性所控制的制度的支配作用”。“有了好的制度,就可以阻止即使是最坏的统治者也不能做坏事。”“制度就好像是要塞。它们必须好好设计,而且人员配备适当。”这使我们仿佛闻听邓小平那些振聋发聩的通澈言语,犹如空谷跫音。
 
邓小平的政治哲学是政治家的政治哲学,是邓小平能够做对事、将对的事做好的基本逻辑。在社会主义政治理论史上,他的思辨是独创性的和划阶段的,反映了时代精神的精华。际此改革开放再出发的时间点缅怀伟人,既是忆旧,更要思新。珍视邓小平留给我们的政治传统的可贵性,努力学习并在履践中不断发展其本真的政治哲学,踵事增华,才是最好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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