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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嘉宾|韦 森‍‍

经济学博士,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哲学社会科学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多年。主要研究领域为制度经济学、比较制度分析、货币理论和货币制度史,并对哲学、伦理学、法学、政治学、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以及宗教神学等学科有着广泛的研究兴趣,在国内外著名学术刊物上发表中英文论文百余篇,并经常为国内和国际有影响的报刊和网络媒体撰写专栏文章和学术随笔。自1987年以来,曾获得省部级以上和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和论文各类奖项十次,并获国家社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支持等近十项。

今天的题目是《重读凯恩斯》,副标题是关于被忽视和误读的凯恩斯的一些理论及其今天在经济学研究中的意义。

为什么会有《重读凯恩斯》这本书?其实是因为另外一个人——哈耶克。

最近几年我一共出了两本书,一本是重读哈耶克,另一本就是重读凯恩斯。

提到哈耶克,大家都知道讲的是自发秩序,但是重读哈耶克这本书里面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哈耶克一生所强调的其实是现代的法治化市场经济制度,是法治、是民主,是宪法政治。而在重读哈耶克的时候,我读到了哈耶克和凯恩斯论战,这就让我不得不重读凯恩斯,因为想要弄清哈耶克,就必须弄清楚凯恩斯。读过凯恩斯以后,再读哈耶克,你会发现二人共识其实是更多的,而冲突仅仅停留在表面上而已。

今天主要想分享四个方面的问题:

为什么今天还要重读凯恩斯的原著?

其实我在82年上大学的时候,我读过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但是当时没怎么读懂,后来当我教书的时候,我也教过《通论》,但是也是以现代经济学或者说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框架下来理解凯恩斯,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进入凯恩斯。《通论》这本书里的语言虽然并不难懂,但是真正进入凯恩斯的思想并非易事。

读了《通论》,我才知道凯恩斯是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在1998年的美国经济学年会上,经过150名经济学家的投票,凯恩斯被评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而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则排名第二。

就连凯恩斯的论敌和好友哈耶克在凯恩斯逝世那天也在泰晤士报上发表的悼念文章中也说:“凯恩斯是我认识的一位真正的伟人,我对他的敬仰是无止境的。这个世界没有他将会变得更加糟糕。” 我个人认为哈耶克此言非虚。

然而,也许不大为世人所意识到的是,凯恩斯本人也是当代经济学殿堂中被人们误解最多和曲解最多的思想家。不但在原来的中央计划经济国家中,凯恩斯及其经济学被人们普遍理解为是政府干预主义的鼻祖和积极倡导者,在西方国家中,大多数经济学家和世人也普遍相信,凯恩斯主张财政赤字、超发货币和通货膨胀来刺激经济。因此,凯恩斯既受到一些经济学赞扬,也更多地遭到很多人的批评和指责。

这一奇特和极其矛盾的现象到底是如何发生的?

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Robert Skidelsky)是一个一生都在研究凯恩斯的专家,他因为研究凯恩斯并出版了《凯恩斯传》而获得了英国勋爵。

他在2009年出版的Keynes: The Return of the Master序言里面写到:“我们首先要正确理解凯恩斯和凯恩斯主义”。在美国,以及在英国,凯恩斯被认为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一个政府干预论者。斯基德尔斯基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

斯基德尔斯基发现,凯恩斯既不主张将私营企业国有化,也不主张政府过多地监管和干预市场。他更倾向于采取其他手段来管理经济,而不是通过国有化或严格监管。此外,凯恩斯还被认为是永久预算赤字的信徒。政府财政赤字多一些也没有关系。然而这些都不是凯恩斯的观点。

此外,凯恩斯也不狂热地支持政府征税,他晚年甚至质疑政府支出在国民收入的25%是否太高了?是否是好事?

目前美国的宏观赋税在28%左右,我们的宏观赋税有人说是在36%以上,然而凯恩斯连25%财政支出都要质疑是否太高,所以如果说凯恩斯是政府征税地狂热支持者,这似乎也是一个很大的误解。

此外,凯恩斯更不主张通货膨胀,凯恩斯极为反对通货膨胀。他相信价格稳定,并在一生的职业生涯中都认为中央政府可以通过限制货币增长的方式达到物价稳定。甚至在英国经历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断印发货币,通胀非常高的时候,凯恩斯和哈耶克可以说是站在同一个战壕里来共同努力并提出建议如何限制当时的物价上涨。

甚至斯基德尔斯基也指出,把凯恩斯看成是“萧条经济学家”未尝不可。

在反复读《货币论》时,我还发现,凯恩斯在1930年就曾提出过对央行发行货币的“限政问题”(constitutionalism of Money),也就是当初他提到了应该对央行发行货币来进行立法,同时他也研究了当时法国的做法,即货币发行应该有一个上限。但是仔细研究以后,他发现这两个方案都不好,他觉得货币具体的发行还是应该由货币经济学家根据国家的经济状况来决定货币量的多少。

虽然没有一个具体的答案,但是提出货币发行的限政问题,这要比弗里德曼和古德哈特要早60多年。

但是为什么凯恩斯本人的经济学多年来常被人们所误解和曲解?

稍微读过凯恩斯英文原著和各种语言翻译作品的人都知道,凯恩斯的思想极其鲜活、敏捷、深刻,且英文语言极其优美。如果读凯恩斯的英文原著,你会发现,你会感到是一种美感的享受。凯恩斯的文字语言表述并不像康德、黑格尔乃至米塞斯、哈耶克和熊彼特等德奥思想家那样文字晦涩难懂、诘屈聱牙。

无论凯恩斯的经济学学术著作,还是他的大量文章、书评、政论和讲演稿,都是用非常优美且总是用极普通的英语语言所表达的。但是,整合起来,为什么凯恩斯的经济社会思想和政策主张却让人感到极其复杂、飘忽不定、扑朔迷离,甚至有些令人难以捉摸,以致被许多人误认为凯恩斯的思想前后多变(包括他的老朋友和论敌弗里德里希·奥古斯都·冯·哈耶克也是这样认为的)。这一切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原因何在?

从我个人研读凯恩斯的著作来看,我发现凯恩斯经济学思想和政策主张并非多变,而是非常一致。大家之所以认为凯恩斯的思想前后多变,核心原因可能是因为凯恩斯本人是一位货币经济学家,凯恩斯本科是数学而非经济,他本人是一个没读过经济学学科的经济学家。而货币理论及货币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是经济学中最为复杂和最令人难以认清和捉摸的。

若一个人贸然进入货币是什么这个问题,并想进一步弄清货币在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几乎没人不会不先迷路的,会在一段时期陷入巨大理论困惑之中。只有经过多年的研究和思考,反复研究经济思想史上各家各派的货币理论,并进行比较分析,再对各国的货币史尤其是货币制度史有所了解,才会逐渐开始有所感悟,才能真正慢慢进入凯恩斯的思想世界。这是世界上这么多人乃至各种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家们觉得凯恩斯的思想很难理解和把握,反过来也是凯恩斯本人的经济学理论乃至政策主张常常被人误识和误解的根本原因。

凯恩斯的难懂并非是凯恩斯的语言和表述难懂,而是因为货币理论本身就晦涩难懂,而他则是一个货币经济学家。

凯恩斯在《货币论》的序言中讲过这样一段话:“尽管就我的研究领域而言,世界各大学都在开设《货币理论》这门课程,但令人倍感奇怪的是,据我所知,对现代世界中存在的指代性货币(representative money) 的理论研究,在任何语言中都没有出版过系统而透彻的专论。我希望能利用我现在已经获得的经验,以较小的规模提供一些东西,并尝试发现解释这一问题的最好的方法。”

要解除人们对凯恩斯本人的经济学理论和曲解,关键要区别各种各样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The Keynsian Economics)与凯恩斯本人的经济学(Keynes’ economics)。

人们对凯恩斯的误解、诟病、批评、攻击乃至谩骂,主要都是对后来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的理论和政策主张的攻击,这里面包括“新凯恩斯主义”(Neo-Keynesian School) 、“后凯恩斯主义”(Post Keynesian School)  以及“新的凯恩斯主义”(New Keynesian School)等等。

目前人们对凯恩斯的诟病、批评、批判、攻击乃至敌视,主要是因为错把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主张,如通过财政赤字和超发货币来进行政府干预、通货膨胀、需求管理、大政府等等当成凯恩斯本人的主张。有些人甚至把凯恩斯视作为政府干预主义的始作俑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通货膨胀的罪魁祸首。

实际上这些都是凯恩斯的门徒们在解释凯恩斯主义的时候,衍生出了这些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把它们反过来归结到凯恩斯身上而已。

凯恩斯的主要经济理论和理论发现概述

凯恩斯全集有30卷,但主要经济学著作为“货币三论”:《货币改革论》(1923)、《货币论》上、下卷(1930)、《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7)。

1923年11月,凯恩斯出版了他的“货币三论” 的第一本书《货币改革论》,这本书也被弗里德曼大为称赞,认为是凯恩斯最杰出的一本著作。在这本著作问世时,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英国经济还处在战后的恢复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已经经历了四次大的系统性经济衰退周期,即1819~1841年、1842~1866年、1867~1892年、1893~1914年的经济周期,其中每个周期中都伴随着不同程度的金融危机。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英国陷入又一次长经济萧条。到1920年,英国的失业率已高达17% ,并且在整个1920年代的“英国病”时期,英国的失业人口常年在100万左右。这就使凯恩斯一开始在剑桥教“货币经济学”到财政部工作,以及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时,脑子里念念不忘的是如何消除失业和减缓当代资本主义中的商业周期,他的三本书都最终是解释经济周期(business cycles)的原因是什么?如何治愈?所以凯恩斯的经济学又被称为“萧条经济学”。

《货币改革论》中,凯恩斯的第一个核心思想是通过管理货币来稳定物价,反对通货膨胀,当时他认为货币不能任由商业银行来创造,要由一个中央机构来管理货币,并且遏制通货膨胀。

此外还分析了通胀与通缩对社会各阶层和企业的影响,提出通缩有时候比通胀更不利于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这一点是今天大部分经济学家的共识,也就是通缩就意味着萧条,比通胀还糟糕。

有了管理货币的思想以后,凯恩斯指出第二点:

“我们已经达到了货币演化的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管理’通货势在必行,然而,我们还没有达到可以把通货管理权完全委托给一个权威机构的阶段。”

“在纸币和银行信贷流行的现代世界里,不管我们喜欢还是不喜欢,我们没有任何办法可以逃脱‘管理’通货;纸币转化为黄金也不会改变黄金的价值取决于中央银行的政策这一事实。”

这一点就是刚刚提到的,凯恩斯认为货币不能任由商业银行来创造,要由一个中央机构来管理货币,并且遏制通货膨胀。在当时的英国央行还并非国有,只是拥有货币发行的权利,但是后面英国央行逐渐变为国有银行,而美国也是从1913年开始就直接建立了美联储,是由12个联邦储备银行组成的接近于私人部门的非营利性机构私有中央银行。

第三,凯恩斯提出一国内的价格水平主要是由银行信贷所决定的(注意,在这里凯恩斯不是说由央行超发基础货币造成的),而由商业银行“如此创造出来的信贷数量,反过来大致可以由银行的存款数量来衡量——因为银行存款总量的变化必定是与它们的投资、所持票据和预付款项(advances)的总量的变化相对应的”——这是凯恩斯的原话。

这里凯恩斯提到,信贷的增加会让通胀增加,信贷的减少会让通胀下降。如果我们观察M1、M2和CPI的曲线,你会发现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M2曲线和CPI基本都不相关,但是M1和CPI是直接相关的。如果M1发生变化,商业贷款发生变化,通胀也会有相应的变化。

而货币,主要就是由银行贷款创造出来的。贷款创造存款,而存款继续存在商业银行的账户里就变成了广义货币。在1923年,凯恩斯就提出了货币内生这个观点。

于是,凯恩斯十分清楚地提出第四点,由于现代货币银行制度下货币主要是内生的,因此主张:“当今的趋势是——我认为这是对的——密切关注和控制信贷的创造,让货币按照信贷创造做,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去关注和控制货币创造而让信贷的创造按照货币创造去做”。

这句话听起来有点绕口,但是讲得就是我们现在很多的货币政策是通过控制基础货币来控制信贷。但是,凯恩斯反过来则说,我们要密切关注信贷是如何创造货币的,而非反过来。这一点哪怕到今天我们指定中央货币政策的时候,依旧有很重要的参考意义。

第五,凯恩斯特别关注“预期”尤其是“business man”(工商界人士)的预期在经济繁荣和萧条中的作用。

以上五点,让《货币改革论》成为了经济思想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著作。

再看《货币论》,这可能是被大家遗忘最多的内容。这本书在写作的时候,凯恩斯是最忙碌的时候,所以内容写得断断续续,不是特别连贯,整体结构虽然庞大,但是很多概念没有仔细推敲,确实存在很多问题,所以也遭到了哈耶克的批评。但是不能否认的是,这里面的重要观点也非常多。

第一,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他提出了“记账货币”这个概念(money of account)。但是到目前为止,我认为主流经济学界,人们还是停留在商品货币的思维。

比如黄金天然不是货币,但是货币天然是黄金。从金本位,到纸币,再到银行卡,再到信用货币、电子货币,总的一个思维都还是认为货币是一个商品。但是凯恩斯首先提出了“记账货币”这个概念。凯恩斯说:“表示债务、物价与一般购买力的记账货币(money of account),乃是货币理论中的原初概念。记账货币是与债务以及价目单(price lists)一起诞生的,债务是延期支付的契约,价目单则是购销时约定的货价。这种债务和价目单不论是用口传的,还是在烧制的砖块或记载的文件上做成的账面目录,都只能以记账货币来表示。货币一出现就是记账货币,并不是金币、银币、贝壳等等,由于债务和价格首先必须用记账货币来表示,所以,货币的性质是从其与记账货币的关系中衍生出来的。货币本身是交割后可清付债务契约和价目契约的东西,而且是储存一般购买力的形式”。

凯恩斯在1920-1930年的时候,就已经对货币提出了如此清楚的定义。这一点对于我们今天理解货币也是至关重要。此外,大卫·格雷伯的《债:第一个五千年》这本书也影响了我对货币的认识,这本书中提到了从古到今,货币的主要存在形式之一,除了金银、铸币、纸币或任何一种商品货币外,还有一种“记账货币”,实际上照凯恩斯看来,所有货币都是“记账货币”。不但当前我们的微信、支付宝、央行的CBDC、银行卡是“记账货币”,甚至在远古的任何时候许多国家和文明中也曾经是如此。

按照人类学家格雷伯的研究,商品货币,如金银、金银铸币等作为货币的一种存在形式,在历史上的一些时期“极少在买卖东西时使用”。只是在大额市场贸易和最后清偿债务的必要时才会用到。且到了现代社会,随着现代银行的产生,货币越来越采取记账货币的形式了。乃至到今天,像美国、英国等这些现代国家,记账货币已经占货币存在形式的90%以上。按照我们现在300万亿广义货币M2和只有10万亿元流通中的现金M0来计算,作为各类银行账户中各类存款的中国的“记账货币”为290万亿多,目前已高达96%以上。英美发达国家的记账货币一般也在90%以上。当然,在新冠疫情爆发后,美联储印钱支持美国政府直接发现金给低收入家庭,美国的M0与GDP之比这几年又回升了。

据记载,苏美尔人用白银银粒做货币,但主要存在神庙中,主要也是记账货币。格雷伯首先发现,信用货币最早曾在美索不达米亚这一人类所知最早的城市文明中普遍流行过:“在巨大的庙宇与宫殿中,货币很大程度上起到的是记账单位的作用,而不是实际的转手。而且,商人和小贩还发展出了他们自己的信用安排。这些多以泥板为物理形式出现,上面刻有未来偿还的义务,这然后又用粘土封装起来,上面盖有贷款人的标志。出借人会保留这个包封,作为信物,到偿还时再打开它。至少在一些时候或地方,这些封存的文件发挥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可转让票据的作用。” 这确实证明了凯恩斯后来的断言,记账货币是货币的原始形式。

在古希腊,人们用牛做货币,牛也是“记账单位”,所以当时表示“钱”的拉丁单词“pecunia”就源自希腊语“牛”单词“pecus”。

在古罗马帝国时期,主要采取金币,但货币的存在形式主要是记账式的债务货币,或信用货币。在后来的法兰克王国是一个几乎完全的自然经济,市场交易很少,金银都窖藏起来,也只有少量铸币,基本上也是信用货币。

虽然我们今天在博物馆里都能看到过去的大量金币、银币,但事实上,中世纪欧洲当时的黄金、白银很多存放在教堂,人们在交易的过程中并不会看到实物,货币也采取虚拟货币形式(支票、符木和纸币的形式)。12-13世纪威尼斯、热那亚和佛罗伦萨等城市国家几乎全铸造金币,但也都主要采取“记账货币”的形式,也就是说城市之间的贸易基本采用记账形式,收入和支出会对冲,到了半年或年底产生差额,再把实物货币运输过去。所以当时的金银货币也是“记账货币”。

但随着15-17世纪欧洲人的地理大发现的出现,美洲的黄金白银流入欧洲大陆,欧洲开始脱离“虚拟货币”和“信用货币”,再度使用起称量金属货币,这一点被约翰·洛克和亚当·斯密观察到了,于是就提出了“商品货币观”,后演化为马克思的“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之说。

不仅是欧洲,在伊斯兰世界,乃至在古印度,称量金银和金银币实际上都是记账单位。中国历史上记账货币出现的较晚,宋代出现了交子、银票以后,才出现了信用货币,但是元代的恶性通货膨胀让人们不再信任纸币,因为纸币的滥伐导致了恶性通货膨胀,最后导致了元朝的垮台,而明代中后期又重新恢复成了称量白银、元宝等金银货币制度,小额货币则仍然用铜钱,不过与此同时,各种账局、钱庄、票号、典当铺、信局等信用机构也随之出现,而这些机构的背后实际上使用的是“记账货币”。

讲货币逃不过一个例子,就是太平洋雅普岛上的大石轮货币“费”(fei)。实际上大石轮货币费不是一种实物货币,而实际上是一种“记账货币”。大石轮搬也搬不动,所以肯定不算是一个实物货币,尽管看起来是存在的一个大石头,但实际上也算是一种“记账货币”。

第二,凯恩斯提出了货币的债务本质。一提到货币,大家都知道货币是一种交换的手段,甚至连奥派的经济学家米塞斯认为货币的本质就是一种,就是交换的媒介。但是实际上货币是两重性的,一方面是交换的媒介,另一方面是支付手段,也就是清偿债务的手段,因为货币最初的职能就是还债而非商品交换。从远古历史上看,各文明和各国几乎都是如此。所以只有理解货币和债务的关系,才能理解当前货币总量和债务总量的关系。

实际上,货币主要用于借债和还债的这种本质和职能,早在亚当·斯密那里就提出了,故最早提出来的并不是凯恩斯。在《法理学讲义》中,亚当·斯密说:“货币有两种用途:一为还债,一为购物。”斯密简单平实的这句话,却道出了任何社会的货币的本质。货币,不管是以金银块、金银铸币、铜铸币、纸币的形式出现,还是以现在的电脑数字存在,一旦创生出来,一是用于支付(国王和政府支付官吏和行政勤杂人员的薪酬和军事的军饷,可视为为国王和政府服务而支付的劳务“欠债”)人们之间的债务,一是用于物品和劳务交换。

但可惜的是,在当代经济学中,货币还债(支付手段)的功能被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所忽视和遗忘,只把货币当做是购物的一种手段(交换媒介)!

其实,任何一张英镑上正面都印着的一句话,本身就表明货币就是一种债: “I promise to pay the bearer on demand the sum of X Pounds”(我承诺应要求向持票人支付 X 英镑的黄金),钞票本身就是英格兰银行向外发的一种债。另外,美元也在每一张钞票上印着货币是用来偿债用的一种法定的东西:“This Note is Legal Tender for debts, public and private” (本钞票是用来支付公共和私人债务的法偿货币)。

货币增加的另一面是全球债务的增加。按照国际金融研究所(IIF)2024年2月22日发布的一项报告称,2023年全球债务水平达到313万亿美元,时隔一年再创历史新高。IIF在发给第一财经的《全球债务监测》报告中表示,在2022年回落7万亿美元后,全球债务2023年又激增超过15万亿美元。“这一增长约55%来自发达市场,主要由美国、法国和德国推动。” 2023年,全球债务与GDP之比环比回落约2个百分点,降至近330%。这主要来自发达经济体的贡献,新兴市场的该项债务压力指数突破了2021年的高点。

第三,凯恩斯使用了“指代性货币”(representative money)概念,在这之下又分为“正式货币”(money proper)和“银行货币”(bank money)等等。凯恩斯还具体分析了“货币内生”即商业银行创造货币的原理,并进一步提出了“流通货币”(current money)的概念,相当于我们今天的M2,或M3。

第四,凯恩斯具体讨论了“银行货币”的内生创造机制,即商业银行如何内生创造货币的。

第五,凯恩斯从“自然利率”与“市场利率”的背离来解释现代市场经济的商业周期。得出结论是:“繁荣与萧条,简单来说就是信用条件在均衡区间上下摆动结果的外在表现”。

第六,最后,凯恩斯得出了他在《货币论》中一个最重要的论点:“国家的财富不是在收入膨胀中增进的,而是在利润膨胀中增进的,也就是说,发生在物价超越成本而向上飞奔的时候。”接着,凯恩斯还强调指出:“我要提醒史学家特别注意的明显的结论是:各国的利润膨胀时期与紧缩时期与国家的兴盛时期和衰败时期特别地相符”。

现在世界各国国家似乎都在努力保证GDP的增速,但是要知道,更重要的是,照凯恩斯看来,一个国家财富是在利润的膨胀中增长的,而不是在名义GDP增长中增进的。如果所有行业和大部分企业都不赚钱,GDP的增长又管什么用呢?如果绝大部分企业都不赚钱,即便GDP总量是增长的,但一国的经济却不是兴盛的,而是在衰退。尤其是那些靠无限增加负债来保GDP增速的国家,最后到了资不抵债的时候,就必然会发生经济危机。凯恩斯和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经济学派,都是这样认为的。

最后,凯恩斯也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是否对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投放也有个“限权”问题。在反复读《货币论》这个这本书的时候,我发现开始在 1930 年,在下卷第 33 章,凯恩斯就曾提出过是否对央行发行基础货币要有个限制问题。他提出,在当时西方一些国家,存在四种控制中央银行钞票的发行量,一是法国,实行过一段时间的“固定最高额法”,到了这个最高额,中央银行就不能在发基础货币了。一是英国,在1884年不列颠银行法规定了一种“定额信用发行法”,其中规定钞票发行额超过黄金准备的数量不得大于法定规定的定额。除了这两种限制中央银行发行钞票的方法外,凯恩斯还注意到了当时在许多国家流行的“百分比准备制”, 即强制规定黄金准备不得少于钞票发行量的一定百分比,数额大都在30%-40%之间。还有一种“汇兑管理办法”。这里就不具体讨论了。经过研究这四种钞票发行法的优长和问题。但是经过研究他觉得这两个办法都不好,因为他觉得这个货币这个问题太专业了。他最后得出结论说“我相信今天在任何一个具有负责任的政府和强有力的中央银行的文明国家中,把有关中央银行准备的管理事务交给该行不受约束的便宜处理,比采用法律来规定它应该做什么,或者应当在什么范围内行动的办法好得多。”(见该书中译本下卷第234-235页)。因此照凯恩斯看来,一国的纸币发行量还是应该交由中央银行的货币经济学家根据国家的经济状况来确定钞票发行量的多少最好。尽管如此,凯恩斯在20世纪20-30年代就认识到中央银行发行钞票也有个“限权”问题,这要比米尔顿·弗里德曼和英国著名货币经济学家查尔斯·古德哈特(Charles Goodhart)在1996年合著的小册子“The Constitutionalism of Money”要早60多年。

下面我简要第介绍一下通论的主要分析框架和凯恩斯的理论贡献。《通论》最主要的一个新理论贡献就是从产品经济的理论解释到货币经济理论分析,凯恩斯和哈耶克两个人都把这一新的转变称作为“货币的生产理论”,于是才有了今天的“宏观经济学”。

凯恩斯在《通论》的序言中一开始就谈到了《通论》与《货币论》的关系:“当我开始撰写我的《货币论》时,我仍然沿袭着传统的思路,把货币的影响看成与供给与需求一般理论无关的东西。当我完成该书后,我在推进货币理论变成一个总产量理论方面取得了某些进展。……本书已经演化成为一本主要研究什么力量在整体上决定产量的规模和就业量的著作,而不仅仅是它的方向。而且,我们发现,货币以一种根本的和独特的方式进入经济系统(economic scheme),而货币在技术方面的细节则变成了一个背景。我们将要看到,一种货币经济基本上是这样一种经济,在其中,对未来看法的改变不仅仅可以影响就业的方向,而且能影响就业的数量。然而,在分析这种关于未来观念变化影响当下经济体系的行为时,我们所使用的方法仍然是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通过这种方法仍然与基本的价值理论结合在一起。这样,我们就能得到一个更具有一般性的理论,而我们所熟悉的古典学派的理论则成为其一个特例”。

正如其所言,如果说《货币论》还是凯恩斯在剑桥大学所教授的“货币理论”著作 ,《通论》则就变成了一本真正的今天意义上的宏观经济学的一般理论了。其中,货币是他分析宏观经济理论的一个轴心变量,分析就业的增加和总产量的增长,解释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的商业周期现象,则是他经济学理论的一个主要任务。

前几天,一位叫余应平的先生还来问我,《通论》为什么叫“通论”。其实理解了凯恩斯《通论》中的开场白,就明白这个问题了。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乃至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都是产品经济学,实际上都没有货币的考量在其中,只是从凯恩斯开始,才有了“货币的生产理论”,所以叫《通论》。

在阅读《通论》时我还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三点:

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乃至整个《通论》所分析的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企业家(entrepreneurs),而非政府:“在任何场合,都应该记住,是企业家在给定的资本设备上来做出决策;当我们说一种增加需求的预期即总需求函数的上升会导致总产量的增加时,我们的实际意思是,拥有资本的厂商会被诱导增加劳动就业总量。”因而,照凯恩斯看来,是企业家的预期和投资决定总产量和就业量。

凯恩斯《通论》的理论分析的核心是货币、利息在决定投资、总需求和就业中的作用:“因而,在论述就业理论时,我主张使用的两个基本数量单位,即货币价值量和就业量。” 在今天,许多人在没阅读或没读懂凯恩斯的《通论》时,常常把他看成是一个政府干预主义者,甚至误认为凯恩斯主张计划经济,而没有认识到《通论》的核心思想是分析市场经济条件下私有企业家的投资和生产所带来的整个宏观经济运行的后果。

凯恩斯通篇特别强调“预期”——尤其是企业家的预期——在经济运行和经济衰退时的作用。

理解了以上三点,《通论》相对就会好读很多。

此外,就业(从而影响产量和实际收入)是企业家对有效需求从而自己企业的资本的边际效率的预期。原文如下:“我现在认为,就业量(从而影响产量和实际收入)是由企业家所决定的,他做出决定的动机是追求现在和将来利润的最大化……;同时,能使他的利润最大化的就业量则取决于总需求函数,而总需求函数代表在各种不同的假定下企业家对消费和投资所带来的收益的预期”。

凯恩斯还进一步解释说:“如果用我在《货币论》中的语言来表达,我的新论点如下:在过去的就业量和产量既定的情况下,对投资超过储蓄的预期的增加,会诱导企业家增加就业量和产量。我现在和以前的论点的重要性在于试图说明,就业量取决于企业家对有效需求的预期,而我在《货币论》中所定义的对投资相对于储蓄增加的预期,是有效需求增加的一个准绳(criterion)。当然,就我在这里所提出的进一步发展而言,我在《货币论》中的论述是非常含混不清和不完备的。”

凯恩斯作为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敢于承认自己观点的含混不清,敢于承认自己理论的缺点与不完备。这可能是做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基本素质,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学习和效仿的。

在《通论》中,凯恩斯强调投资对经济增长乃至经济波动的影响是决定性的,而决定企业家投资的是企业家的预期。凯恩斯在《通论》第四章花费重墨论述了他的萧条经济学理论中的投资诱导问题。于是发明了“资本的边际效率”(the marginal efficiency of capital)这个概念。

凯恩斯说:“从资本资产的预期收益和它的供给价格或重置成本(replacement cost)之间的关系,可以得到资本资产增加一个单位的预期收益和该单位的重置成本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向我们提供了资本的边际效率的概念。更确切地说,我把资本的边际效率定义为一种贴现率,根据这种贴现率,在资本资产的生命周期所提供的预期收益的现值等于资本资产的供给价格。”

在创造了资本的边际效率这个概念后,凯恩斯又进一步论证道,在任何时期中,随着在一种资产上的投资增加,该种资产的资本的边际效率就会递减。在理解当代经济形势上,这一点可能格外值得大家注意。近年来我国经济之所以高速增长,主要就在于投资的不断增加。但是随着投资的持续增加,资本投资的边际效率是递减的,因而企业的利润在下降。回到前面凯恩斯《货币论》中的观点,一个国家的兴盛和衰败并不取决于GDP的大小,而是一个国家中企业利润的高低。如果一个国家的企业利润都在下降,一味追求GDP的增长是无意义的。

到了《通论》阶段,凯恩斯已经抛弃了他在《货币论》中所阐释的维克赛尔式的市场利率围绕自然利率上下波动来决定资本投资的理论思路,而用他自己所创造的“资本的边际效率”与市场利率的关系来决定投资和经济波动的理论论证框架了。在第十一章,凯恩斯明确指出:“既定资本存量的边际效率取决于预期的改变,理解这一点是重要的。因为,主要有这种依赖关系,才使得资本的边际效率具有相当剧烈的波动,而这种剧烈的波动可以解释经济周期。在下面第二十二章中,我们将说明,资本的边际效率相对于利息率的波动,可以被用来描述和分析繁荣和萧条的交替进行。”

从资本的边际效率着手,再读《通论》也会更加清楚。

凯恩斯有一句名言:“对危机的更典型的而且往往是起决定性的解释是,主要不是利息率的上升,而是资本的边际效率的突然崩溃。”

在凯恩斯看来,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是资本的边际效率的突然崩溃,而不是像米塞斯、哈耶克和其他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们那样,认为是因为市场利率过低,导致经济体系中的过度投资,当过度投资或不当投资不能收回其成本时,经济危机就会到来 。与他在《货币论》中观点也有所不同,到了《通论》阶段,凯恩斯有提出政府组织直接投资和动用财政政策以使经济从萧条中走出来。但更重要的是要诱导企业家改变对未来资本收益率的预期。

在第十二章最后,凯恩斯就说:“以我自己而论,我现在有些怀疑,仅仅用货币政策来调控利息率到底有多大成就。我希望看到,国家能基于一般社会效益(social advantage)计算出长期的资本的边际效率,在直接组织(directly organizing)投资方面承担起更大的责任;因为,根据我在上面已经加以论述的原理计算出的各种资本的边际效率的市场估计值可能过大,以致利息率的任何可实施的改变都不足以抵消这种波动”。

这里似乎说的是凯恩斯主张由政府投资取代个人投资,所以大家认为凯恩斯是一个政府干预者。但是要注意的是,这里凯恩斯所强调的是政府的作用是引导和改变企业家的预期,仅此而已!

非常可惜的是,凯恩斯《通论》的主要理论发现是被人们忽视和误解的。当前很多宏观经济学中的术语虽然是凯恩斯创造的,然而其实他们本身的含义有很多被后人误解、夸大乃至抛弃了。除了各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把凯恩斯经济学(后凯恩斯主义除外)打扮成了一个政府干预主义者、财政赤字和基建狂魔倡导论者,超发货币的通货膨胀论者,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最大和最根本的误导是把凯恩斯本人的经济学改造成了一个决定论的体系。 

如果你学过宏观经济学,你可能知道上图的IS-LM曲线,也叫希克斯-汉森模型,最早在1937年被提出。IS曲线代表的是产品市场的均衡状态,其中投资等于储蓄。LM曲线描述的是货币市场的均衡状态,即货币需求等于货币供给。

当这两条曲线在图表上相交时,意味着在该点上,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都达到了均衡状态。在这个均衡点,产品的总需求等于总供应,同时货币的总需求也等于总供应。它们的交点E标志着两个市场的均衡,同时指出了在这一均衡状态下,国民收入(Y)和利率(r)的水平。

而国家的财政政策主要通过改变政府支出和税收来影响IS曲线。政府增加支出或减少税收会增加总需求,从而推高国民收入,使得IS曲线向右移动(反之向左)。货币政策则主要通过调节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量的控制来影响LM曲线。扩大货币供给,通常会刺激经济活动,增加国民收入,使得LM曲线向右移动(反之向左)。如果整个宏观经济运行就是这个IS—LM模型所描绘的,如果再认为这个IS—LM模型就是凯恩斯本人的经济学的全部精神,那么,这就会把凯恩斯的经济学体系完全理解为一个决定论的体系了。我觉得这是对凯恩斯整个经济学精神的一个天大的误解。如果反复阅读凯恩斯经济学,我们会发现凯恩斯经济学的整体其实是一个非决定论的系统。

凯恩斯本人是一个很好的人,一般别人给他寄信他都会及时回应。但是当希克斯1937年9月牛津会议后把最初的IS-LM模型寄给凯恩斯以后,凯恩斯半年后才回了一封信,信里就写了三个单词:It seems interesting(这似乎很有趣),并没有说对或错。而后来希克斯也对这个模型重新做了反思。但是,这也改变不了现在人们对凯恩斯的整个经济学体系这个主要误解。

另外,我这里也想补充一点,就是为什么认为凯恩斯的整个经济学体系是非决定论的?这就要理解凯恩斯的《概率论》(他早年下功夫最多的著作)思想和哲学基础了。只有理解了凯恩斯对概率论的论述,才能对他的整个经济学体系非决定论的性质有所体悟。凯恩斯在剑桥大学本科读的是数学专业,但对哲学和伦理学特别感兴趣。凯恩斯本人受剑桥大学学习时,受剑桥著名伦理学家G•M•摩尔(G.M.Moore)的影响很大。

摩尔曾提出了“为善”(be good)与“行善”(do good)并重的道德要求。后者将通过遵循基于行动后果预期的规则来促进。在摩尔的影响下,凯恩斯早期阶段的哲学发展对他后来的经济学的论述至关重要,特别是他的经济政策方法。虽然凯恩斯采纳了摩尔伦理学的观点,以此支撑了他的经济政策方法,但正是他与摩尔的不同之处,造就了凯恩斯哲学和经济学的独特性。

一位叫Sheila Dow作者最近(2023)指出:“凯恩斯对摩尔基于频率论概率的行为可能后果的预期中推导出‘善’规则的方式感到不满。对凯恩斯来说,必要的充足证据并不是普遍存在的。凯恩斯更倾向于寻求一种替代的、符合逻辑的概率方法,为合理的行动提供道德基础,即使这些无法证明是正确的。他在1921年出版的《概率论》(Treatise on Probability)中阐述了这种方法。凯恩斯在那本书里发展起来的认识论(epistemology)被证明是他的经济理论和随后的政策分析的基础。” 这位作者还认为,“摩尔关于概率的频率论方法为基于确定知识的行动提供了道德基础,而凯恩斯则将不确定性作为一般情况进行了探索,这是因为[现实世界]缺乏确定性的条件。关于概率的论文一般集中在认识论(epistemological)层面。但是,凯恩斯对频率论者(frequentist approach)的概率研究方法的批评却是指向本体论(ontology),指向主体的有机相互依存性,而不是指向其原子论的个体。特别是当凯恩斯用这些术语讨论经济关系时,我们看到了一种非常明确的立场,我们现在将这种立场理解为开放系统本体论(an open-system ontology)。例如,他批评对数学模型的依赖削弱了对“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和相互依赖性”的关注(Keynes 1936, p. 297-298)。”

Dow 对凯恩斯的思想方法的这种认识是非常到位的。凯恩斯经济学的整个体系知识论基础确实是如此。譬如,在《通论》第21章,凯恩斯说:“在我们把复杂的因素一一分离开来而得出一个暂时性的结论时,我们还要回过头来尽我们所能考虑到各因素之间可能存在的相互作用。……用一种符号化的伪数学方法(symbolic pseudo-mathematical methods)对一个经济分析体系形式化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如果假设所涉及到的各种因素之间全然相互独立,且如果不用这一假设,经济分析就会失去其说服性和权威性。与此不同,在使用普通方法的论述中,我们并不盲目地进行推导,而是总是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也知道现实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可以把必要的保留之处、限制条件和之后要进行的调整‘储存于我们的头脑之中’。然而,我们却不能把偏微分所简化掉的复杂关系‘储存于’几页代数的推导之中,而这几页代数推导已经假设,这些复杂的关系均不存在了。在近来的‘数理’经济学中,只能代表拼凑之物的部分实在太多了;这些部分的不精确的程度和它们赖以成立的假设条件是一样的。假设条件使作者能在矫揉造作和毫无用处的数学符号中,忘掉真实世界的复杂性和相互依赖的性质。”(Keynes, 1936, pp.297-298)

凯恩斯对当时流行的一些经济学研究批评,也清楚地表明了他的整个经济学理论实际上是一个非决定性的体系。

另外,尽管“资本的边际效率”是凯恩斯《通论》的轴心概念,可惜和可叹的是,整个当代宏观经济学界完全抛弃了凯恩斯的“资本的边际效率”概念。在当代主流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几乎无人再使用凯恩斯的“资本的边际效率”概念。在1987年出版的4卷本《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还有这本大辞典的主编John Eatwell亲自对凯恩斯的这个概念做了一页的介绍,不过基本上是批评和商榷的。但在2008年出版的8卷本《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二版中,这个词竟然被全部删掉了,再也看不到这个概念了。

由于当代宏观经济学界完全抛弃了凯恩斯《通论》中所提出的“资本的边际效率”核心概念,可以认为,当代宏观经济学只是表面形式上继承了凯恩斯的“分析框架”,或者说披上了凯恩斯理论分析的“皮”,而完全抛弃了凯恩斯经济学理论的“魂”。凯恩斯的“货币三论”的最终目的,都是旨在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的商业周期(经济危机)的原因及其解救措施。抛弃了“资本的边际效率”,就等于完全抛弃了凯恩斯的“萧条经济学”的基本精神。

当然,我在写书的过程中也提出了一点质问,就是凯恩斯其实是把资本的边际效率这个概念扩展到了整个社会,这可能是有问题的。如果只是一个行业,比如汽车、家电,我们似乎还可以计算该行业资本的边际效率。一个企业,更有可能比较精准地计算出它的资本的边际效率。可一个国家是否能够计算整体的边际效率?我想是极为困难的。但即便有这样的疑问,凯恩斯提出的理论、概念,我想依旧有他的分析意义。譬如,在一个国家内部,如果绝大部分企业家的预期全坏了,这个国家的经济还会好吗?尤其是凯恩斯所说的一个社会的“资本的边际效率”突然崩溃了,那接着就是经济的“大萧条”。1929至1933年美国经济大萧条,就是一个最典型的历史例子。

从思想史上来看,尽管凯恩斯和哈耶克都深受瑞典学派的经济学家维克塞尔的影响,均从自然利率与实际利率的差额和波动来分析商业周期,但是他们对货币、利息、信用、投资和经济波动的传导机制及其各个环节的理解有很大差异。对此,凯恩斯曾在《通论》中有点调皮地说:“货币是刺激经济体系活跃起来的酒,那么,我们必须提醒自己,在酒杯和嘴唇之间还有几个易于脱落的环节”。也就是说货币虽然是个好东西,它像是酒,但是这个酒未必能进到你的嘴里。

凯恩斯认为,“经济周期最好应当被理解为是由资本的边际效率的周期性变动所造成的”。他的思路是,“投资量取决于利率与资本边际效率的关系”,而“利息率实际上是放弃流动性的报酬”,因而,只有理解了人们的“流动性偏好”和“资本的边际效率”的决定,才能理解经济周期的发生原因。

哈耶克与凯恩斯的争论:观点矛盾与一致之处有哪些?

前面其实提到哈耶克和凯恩斯可以说师出同门,两人的货币理论大致源于瑞典经济学家维克塞尔的思想,而熊彼特把维克塞尔视为19、20世纪之交世界上三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

开启“货币均衡”和“商品世界均衡”关联分析的,是瑞典学派的创始人维克塞尔。这一思想流派,经过米塞斯、哈耶克、缪尔达尔和林德尔的发展,在20世纪20~40年代取得了较大进展,而凯恩斯的“货币三论”尤其是《通论》,可以说是沿着维克塞尔“货币均衡论”所创建的一个新的理论范式。由此我们可以认定这样一个事实:是先有维克塞尔的“货币均衡论”,才有当代经济学中的“凯恩斯革命”,然后才有当代的宏观经济学。

维克塞尔“货币均衡论”的核心思想是,要达致具有极其复杂的银行和资本市场体系条件下现代市场经济的均衡,关键在于要使实际利率与自然利率相等。然而维克塞尔在试图阐释“货币均衡”理论时,概念阐述的比较混乱,他一方面把“自然利率”解释为假设没有货币时实物资本的借贷利率,另一方面又把这个自然利率理解为投资与储蓄相等时的均衡利率。这两种界定和理解,显然都是一个理论抽象。

其实在最初,凯恩斯和哈耶克并没有根本上的冲突。

维克塞尔自然利率概念的含混和抽象,被凯恩斯和哈耶克同时认识到了。在《货币理论与贸易周期》一书中,哈耶克指出,离开货币因素,就无法计算一个社会单一的自然利率,因而主张抛弃维克塞尔自然利率的第一重含义,即不使用货币所进行的实物资本借贷的“利率”,而只是从投资和储蓄相等时的“均衡利率”来理解“自然利率”。

在写作《货币论》时,凯恩斯与哈耶克对维克塞尔的“自然利率”概念做了同样的处理,并在该书上卷中明确指出:“如果我们给维克塞尔的自然利率下个定义,说它是投资与储蓄价值平衡时的利率,那么当货币利率被保持在使投资价值超过储蓄的水准时,全部产品的物价水平就会上升到生产成本之上,这样就会反过来刺激企业家竞相抬高报酬率,使之超过原来的水平。当货币供应使货币的利率能保持低于上述定义下的自然利率时,这种上涨趋势就可以无限继续下去。”很显然,凯恩斯完全是按照维克塞尔“货币均衡论”的话语和思路来讨论问题的,完全在维克塞尔“自然利率”的第二重含义上使用这个概念,并且认为:“繁荣与萧条简单而言,就是信用条件围绕均衡的位置上下摆动之结果的外在表现而已。”

维克塞尔和凯恩斯对“自然利率”有这种理解,自然就会认为储蓄与投资并不必然相等。根据这一点,凯恩斯在《货币论》第十二章详细地讨论了储蓄与投资的背离及其与商业周期之间的关系,并认为过度储蓄是信用循环和商业周期产生的原因。他明确指出:“按照我的理论,大量的储蓄不能相应导致大量的投资(而不是相反),这才是问题的根源。”

同一时期,哈耶克也是在维克塞尔“自然利率”的第二重含义上理解并使用这个概念的,即“自然利率”是储蓄等于投资时的“均衡利率”。哈耶克也相信,“货币对经济事件的进程往往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所以,如果忽视货币的作用,我们对实际经济现象的分析就是不完全的”。他认为,决定一个社会均衡利率的,是人们的消费与储蓄的时间偏好,这些偏好决定人们将多少收入用于消费或储蓄,这也决定了社会对消费品和资本品之间的需求结构。另一方面,生产者会根据对消费品和资本品需求的变化制订生产计划。这样,如果人们决定多储蓄,对消费品的需求就会降低,资本品的需求量就会上升。而调节经济自然运行的,就是储蓄等于投资均衡利率,即“自然利率”。由此,哈耶克认为,如果银行通过持续不断地增加货币供给而把贷款利率人为压低到自然利率之下,会给生产者一个错误信息去增加资本品的生产,导致全社会的消费和资本比例失衡,从而改变社会生产的结构,最后“过度投资”或“不当投资”(相对于消费者推迟消费的那部分数量的、纯粹来源于银行体系所创造的信贷资金部分的“过量投资”),最终演变成经济危机。这也是为什么哈耶克多年来一直坚持“货币政策更可能是经济衰退的原因而不是解药”,并进而认为“经济衰退是一种天然的疗伤药,一种清肠剂,是消灭那些得不到真正储蓄所支持的投资的净化器”。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阶段,哈耶克与凯恩斯二人均没有认识到(即使认识到了他们也仍然在坚持),维克塞尔“自然利率”概念的第二重含义只能是纯粹抽象的理论假设,在经济社会的现实中,基本不能确定何时储蓄等于投资,即使假定在一个时点上储蓄等于投资了,也很难说那个时点上的平均利率就是自然利率。退一步讲,由于利率是货币供求和市场运行的结果,即使在一个时点上储蓄等于投资了,利率水平也会有高有低,或者即使在每一个均衡点上都有一个“平均利率”,各个均衡点上的“平均利率”也会不同。那么,在现实经济和金融体系的运行中,如何确定哪一个特定利率就是“自然利率”呢?到这里,我们就会理解为什么缪尔达尔在《货币均衡论》一书中指出维克塞尔“自然利率”概念以及“储蓄的供给与需求”的基本观念相当模糊了。因为按照维克塞尔的理论解释,根本无法把他对信用和资本市场的分析直接运用到统计资料的可观察和可计算层面上,因此他认为维克塞尔含混不清的货币均衡论的思想“不能够被用于实际”。

应该说,凯恩斯在写作《货币论》,以及哈耶克在写作《货币理论与贸易周期》和《价格与生产》时,他们沿着维克塞尔的“自然利率”概念所做的理论分析,同样也只是在纯粹理论层面上所进行的逻辑推理,因而“自然利率”概念的含混,导致了他们各自的理论建构还不能逻辑自洽。即使他们的分析在逻辑推理上没有问题,但由于他们使用的“自然利率”概念只是纯粹的理论抽象,他们各自的理论建构离解释现实世界还很远。

经过与哈耶克的数年论战,到1936年出版《通论》时,凯恩斯便对维克塞尔的货币均衡论以及他自己在《货币论》一书中的观点做了一些重大修正和改进,与《货币论》阶段的观点相比,凯恩斯做了以下三个方面的重大修正:

一、基本上抛弃了维克塞尔的“自然利率”概念。在《通论》第十七章第6节,凯恩斯明确指出:“在我的《货币论》中,我把可视为最重要的唯一利息率称作自然利率……即储蓄率与投资率相等的利率。我当时相信,我的定义是维克塞尔的‘自然利率’的发展和明确化。”凯恩斯接着分析道:“然而,我在当时忽略了一个事实,根据这个定义,任何社会在每一个就业水平上都会有一个不同的自然利率。同样,相对于每一个利率,都存在一个使该利率成为‘自然的’利率的就业水平,即该经济体系的利率与就业处于均衡状态。……当时我还没有懂得,在一定条件下,经济体系可以处于小于充分就业的水平之下。”“我现在认为,过去被我当作在学术发展上有前途的‘自然利率’概念,对我们现在的分析不再有用,也不再具有任何重要性。”

二、尽管凯恩斯抛弃了维克塞尔的“自然利率”概念,但他并没有完全脱离开维克塞尔“货币均衡论”的基本思想,而是把维克塞尔的“自然利率”概念的第一重含义改造成了“资本的边际效率”。由于资本的边际效率仍然是纯理论分析的概念,在现实中,人们经常用美国经济学家费雪(Irving Fisher)所使用的资本的“超过成本的利润率”来替代。

三、在完成了对维克塞尔“自然利率”概念及其分析思路的转换后,凯恩斯又在论战中部分吸收了米塞斯和哈耶克对消费、储蓄与预期投资之间关系的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边际消费倾向”这一概念,进而形成了他的宏观经济分析的基本思路:“如果消费倾向、资本的边际效率和利息率这三个因素均保持不变,那么有效需求也不会改变。”在此基础上,凯恩斯建构了他的宏观经济学的宏大分析框架。

总结来说:

二人的思想渊源都来自维克塞尔,即市场利率围绕自然利率的波动是资本主义经济中商业周期发生的原因。

二人同时都认识到了“自然利率”不可能确定,而都抛弃了这个概念。

扬弃了维克塞尔的自然利率概念,凯恩斯创造了一个“资本的边际效率”概念,而哈耶克则用了“平均利润率”这个概念。

凯恩斯和哈耶克二人都详细地讨论了商业银行“货币内生”的机制,均认为通过货币内生导致投资的膨胀,也都准确地看到了预期在市场运行和经济波动中的作用。

哈耶克认为由于内生货币过多导致大量过度投资和不当投资,导致消费与投资的失衡,当过度投资和不当投资过大而不能完成且还不起银行贷款时,大萧条就来了。

凯恩斯则认为,导致资本的边际效率突然崩溃的原因很多,但其崩溃是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如何提高资本的边际效率和改善企业家的预期,才是根治经济萧条的根本之策。

从上面6点来看,凯恩斯和奥派的货币与商业周期理论精神上是完全一致的,是同多异少。

今天重读凯恩斯本人经济学的现实意义

今天读凯恩斯原著,虽然非常艰难,但是我希望有志于理解现代经济运行的同行们和年轻一代经济学学人们,通过阅读我的《重读凯恩斯》这本把凯恩斯思想尽量通俗化讲解的小册子,以此来作为进入凯恩斯思想世界的一个阶梯和一把入门钥匙,从而能慢慢进入凯恩斯本人博大精深的经济学思想世界,这样才能真正理解现代经济——用凯恩斯和哈耶克的术语来说——能慢慢真正理解“货币的生产理论”。这样才能对经济学、尤其是带有货币维度思考的经济学理论有进一步的提高,才能对当下世界的经济格局有一个较为理性和清晰的判断。

这里,我们不妨用凯恩斯自己的话来表明今天读懂和理解凯恩斯经济学理论的现实意义。在1929年-1933年世界经济大萧条后,凯恩斯在《通论》中最后提出,在经济萧条延续一段时期后,“利息率的下降固然会对复苏大有助益,甚至可能是复苏的必要条件;但在目前资本的边际效率已经崩溃到如此彻底的程度,以致利息率下降到现实上可能做得到的水平都无济于事。假如降低利息率能够单独构成治疗萧条的有效手段,那末,那就很快能取得经济复苏而不需要一段拖延时间了,且造成复苏的手段大致也都是由货币当局加以控制的手段。然而,事实表明,通常的情况并不如此。要想恢复资本的边际效率并不是那样容易,因为资本的边际效率系由无法控制乃至并不服从指挥工商界人士的人的心理状态所决定的。用普通语言来说,在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中,信心的恢复远非控制所能奏效。经济萧条的这一方面的特点已经为银行家和工商界人士正确地加以强调了,而又为那些对‘纯粹货币’治疗方案具有信心的经济学家们所低估”。

当你读懂了凯恩斯,尤其是你读懂了《通论》,理解了凯恩斯所提出的“资本的边际效率”这个概念的真实含义后,你就会懂得,到了一个社会的“资本的边际效率”无法提高时,任何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会是无效的!用通俗的话说,如果所有企业家的预期都坏了,资本的边际效率提不上去了,那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经济下行,任何经济政策的努力和挣扎都是无效之力。

那么,最后的问题就自然摆在我们面前:如何才能提高“资本的边际收益率”?如何才能让各行各业的企业家的整体预期变好?到底什么样改革和政策措施才会有用?让我们大家来共同思考吧!

如果大家对凯恩斯有更深入的兴趣,欢迎阅读《重读凯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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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涯

唐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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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金融学者,香帅数字经济工作室创始人,香帅的金融江湖公众号主理人,香帅的北大金融学课主理人,年度财富报告主理人,曾任北京大学金融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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