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方兄是中国红筹股巿场最早的操盘手之一。因为家庭原因，我2000年代初海外念书时认识他，伊正执掌上海实业，沪港资本市场上风头正盛。印象很深，伊有传统沪港金融圈的精英气，儒雅斯文又锋芒毕露，也有文人脾性，写得一手好文章。也正因为此，与我这年轻后生颇有几分文字上的惺惺相惜之感。近年明方兄做私募，仍活跃于一线，但也更多显露出那个“慢时代”的书生气，他的【时空三部曲】随笔集，文笔隽永清淡，故人旧友与岁月流金，皆在笔下淌过。 

今年初这个系列第三部《生命是一场彼岸花开》 出版，寄与我。我恰好带着上了去塞舌尔度假的飞机。幽闭的机舱里，像是跟时光和人生做了一场长谈——那种感受，怎么说呢？借用陈炜写的书评中的一个词，“疏离又温热”。

陈炜是复旦人，也是法学和文学博士，现任中信出版集团董事长。他给明方兄书评的名字叫做《出上海记》—— 我觉得，不仅仅是写给这本《生命是一场彼岸花开》的评论，而更像是我们这几代中国经济浪潮里沉浮于海的人的心灵写照——出上海，最终是为了不断“走出自己”，走出那个被框定的世界。 

 “人必须离开故乡，才能真正理解故乡；必须成为他者，才能最终认识自己” ——这句话，放在技术变迁与地缘政治变化的今天，显得格外刺痛。

与明方老哥相交莫逆。我们年纪相差不少，属于忘年交情。至今仍然记得，和明方大哥初次相遇是在浦江的游轮上，那时候我意气风发，而他总是那样清清淡淡地讲述他的意见。后来，每每在人生转折颠沛的当口，我总乐意找他聊，因为他总是用最清晰的逻辑和最耐心的倾听来包容世事。 

冬日暖阳的午后，嘉铭中心楼下的中信书店。明方刚从上海来京，我们就约在这里，席间提及了他的新作《生命是一场彼岸花开》（上海人民出版社2026年1月第一版。该随笔集连同他之前在该社出版的《梧桐四季又一年》《时间留在了空间里》，在七年间形成了他的时空三部曲），谈到了上海滩上的旧人旧事，不免为之扼腕。我们认识的很多老朋友、老同事、老领导已然过去；当年的很多事，从彼时看和当下品，已完全不是一回事。所以，当时是局中人，当下已然是他者了。但所幸者，我们今天还可以一起坐下来，以更加超脱的心态来谈过去、现在和将来。

明方老哥言谈间有种特殊的气质，既带着上海滩特有的克制，又隐约透着漂泊过后的通透。我认为是他生命中“出上海”与“归上海”的褶皱里，沉淀下来的东西。翻开《生命是一场彼岸花开》的书稿，文中写着：“其实，过去也许永远都在，它在一个光线找不到的地方，等待某一支记忆的烛光被点燃与唤起。”

01

出上海记 

作为一个前记者、企业管理者、投资人，以及一个写作者，明方笔下构建出的“出上海”，绝非简单的地理迁徙，而是一代人的精神离散史。为什么是“离散”，因为时代往前，人被裹挟着往前，往前便意味着和过去决裂，和旧事物道别。

九十年代的上海，正处于某种巨大的蜕变前夜，南京路上的霓虹尚未完全亮起，弄堂里的吴侬软语已开始混杂着对外面世界的想象。书中写到了金先生的《繁花》，也写到了“老散户”杨怀定的百万历程。他们这一代人，和我们这一代人，都曾经站在外滩，看着浦东那片尚显荒凉的土地，同样，也都看着高楼平地起，霓虹跨浦江，心中涌动的不是留守的安稳，而是对“别处”的执念。 

“别处”在明方的叙事中，始终带着一种优雅的痛感。这种感觉，对于背井离乡的我来说，尤其无法自拔。我会思念母亲为我整理行囊时，樟脑丸的气味在箱底沉淀成乡愁的底色；我会思念父亲在院子抽烟的背影，被清晨的白雾一点点吞没；我也会怀念上一次走过康平路，梧桐叶落在肩头，像时光无声的叩问。回忆中的细节是动人的，在明方的书中，你能看到很多这样的细节，和离别有关，和离别的浪漫有关。从上海到香港，特别是在上海实业工作的18年间，他诚实地记录着那种“既渴望飞翔又恐惧坠落”的矛盾——这是每一个从黄浦江畔走向维多利亚港的游子，心中共有的隐秘。 

香港、日本京都等地域，在明方的书中不断出现。这些地方并非一个现成的城市，而是一个需要被重新认知的“他者”。明方以惊人的诚实，书写着上海和其他城市旅居的文化震荡；他也写时代每一个场景中的身份的试探与重构。特别有意思的是，他特别擅长捕捉那些微妙的错位时刻——他现在自己带着手机来拍一些场景，比如他来出版社看我，就拍了一场大楼中庭长得桀骜不驯的一丛竹子——这些和人一起，被记录在了这本书中，构成了离散者最真实的生存状态：既不在此，也不在彼，悬置于不同文化、各自时代、两种身份之间。

但是，我觉得非要从文化层面看随笔，是牵强的。他写“出上海”，最终是为了写“出自己”——走出那个被弄堂、被单位、被计划经济时代所规训的旧我，在更辽阔的语境中，重新理解何为“上海人”，何为“中国人”，何为“漂泊者”。这种出走，因此具有了某种存在主义的意义：人必须离开故乡，才能真正理解故乡；必须成为他者，才能最终认识自己。
 

02

旷野漂泊与应许之地

我和明方老哥聊人生，往往就会聊到我们共同熟知的上海。无论对于他还是对于我，上海的岁月，都不是success story的线性叙事，而是一场在繁华都市中的荒野行走。

他说：昨天的雨淋湿不了今天的地。我想，一个企业管理者的香港漂泊是孤独的，即便他的文章中讲到香港都很克制——铜锣湾的喧嚣中是否有更深的孤独，半山豪宅中能否窥见阶层的鸿沟，兰桂坊的灯红酒绿何以保持某种清醒的疏离——都只能变成笔下只言片语。 

这种“旷野感”来源于明方对“漂泊”的深刻体认。他的文字没有将漂泊美化成浪漫的流浪，也拒绝将其简化为苦难的堆积。在他笔下，漂泊是一种根本性的生存境况——每个人都是时间的流浪者，都是空间的过客。他写旧时香港、少时上海，他也写常玉、陈冲、刀郎；当然，他的笔下也有更多的企业管理者，他们引入了星巴克、创办了知名基金。而对明方来说，作为曾经的上海医药的掌舵人，他花了不少精力来写中国的“医药人”。书中有一篇专门写了恒瑞医药的孙飘扬，文章洋洋洒洒，却是创新药腾飞之初的写实。

书中的人物共同构成了一个“漂泊者的共和国”。在这些描写中，明方显示出一种罕见的“他者之心”：他不仅能看见自己的漂泊，更能看见所有人的奋斗；不仅印证自己的人生，更是对所有在命运中辗转的他者，生出深切的共情。 

这种“心安即是应许”的领悟，并非消极的妥协，而是一种积极的建构。对于这个时代浪潮中的每一个人，我们的应许之地不在地理的终点，而在心灵的觉悟之处。所谓应许，不是上帝赐予的流奶与蜜之地，而是人在经历了一切起起伏伏之后，依然选择相信、依然选择热爱的能力。 

早上，上海的朋友发来一张生煎包子的照片，热气腾腾。我下决心，下次回去的时候，一定要去尝一下。双城生活中，城市的记忆早已面目全非，但是我们总归可以在某个老弄堂的拆迁废墟中，闻到熟悉的食物香气。如同明方的文字描述的，我们的应许之地不在远方，而在我们愿意为之赋予意义的任何地方。
 

03

在理解他人中抵达自我 

书中最动人的部分，是明方对“他者”的持续凝视与深切理解。“彼岸花开”的意象，在他笔下逐渐从一种个人的抒情，升华为一种伦理的立场——所谓彼岸，不仅是空间上的对岸，更是他者的心灵；所谓花开，不仅是自我生命的绽放，更是对他者生命的看见与成全。

明方写人也写城市。他所呈现的人物图景是复杂而多元的。这些人物不是功能性的配角，而是各自生命故事的主角。明方以谦逊的姿态进入他们的世界，倾听他们的声音，理解他们的选择，这种“他者心”使他的散文具有了某种时代历史的温度。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明方从未将“理解他者”变成一种廉价的道德姿态。他诚实地记录着理解的困难——阶层的差异、代际的鸿沟、政治的歧见，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屏障。但他更相信，在这些屏障之上，依然存在着某种可以相通的东西：对尊严的渴望，对爱的需要，对意义的追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正是这些共通的人性基础，使“彼岸”不再遥不可及，使“花开”成为可能。 

在书的前记中，明方又一次在Osaka，写下一段文字，他说：“随笔的书写不仅是字词句和标点符号的组合，它更是一种看待世界以及识人识己的方式，糅合着特殊的时空，留给未来的读者。”

我想，生命不是从这一岸到那一岸的直线航行，而是在无数彼岸之间的永恒摆渡。每一次靠岸，都是为了下一次出发；每一次花开，都是为了见证更多的花开。而他者，从来不是需要被征服或同化的对象，而是照亮我自身存在的镜子，是使我得以完整的另一半。 

读完明方的书，我重新想起浦江畔的相遇。那时我尚未理解，他眼神中那种既疏离又温热的复杂神情，究竟来自何处。现在我知道了，那是经历过漫长漂泊之后，在无数他者心中穿行而过，最终沉淀下来的东西——一种对生命的敬畏，对差异的尊重，对连接的渴望。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是这场花开的一部分；每一次真诚的理解，都是向彼岸的靠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