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传媒
位置:博客 > 唐涯 > “基金化运作”是国企改革和地方经济的良药吗?

“基金化运作”是国企改革和地方经济的良药吗?

· 香帅如是说 ·
 
这几年做研究的过程中,我经常会陷入“观察”和“认知”之间的拧巴状态。
 
比如说在我认知中,一直对“国资、政府产业基金”这些名词存着天然顾虑,担心他们会挤占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影响到正常市场均衡。但现实中的观察是,国资背景很多时候有增信效果,而产业基金在很多场景下,比如经济下行期,长周期高投入产业,城市产业升级中,都有不错表现。合肥、深圳,光伏、集成电路,这些“观察”都给我的原有认知产生了冲击。
 
2018年底A股持续低迷,市值缩水严重,很多大股东股权质押比例高的民营企业面临着爆仓压力。各地政府担心企业过不了冬,纷纷成立纾困基金 —— 其实当时颇不以为然,觉得这要么是噱头,让国家的钱打了水漂,要么是变相的“国进民退”,还腹诽了半天。之后却发现,很多民营企业确实因此“绝地逃生”:上海的MN本是一家基本面不错的头部民营上市公司,但当时大股东股权质押比例高,公司也面临较大短债压力(短债比例高一直是民营企业负债的特点)。面对这一困局,上海国盛资本旗下的上海纾困基金联合海通受让了大股东20亿元股权,同时基金另一个股东中国东方资产提供40亿元融资额度优化公司债务结构,短债转长债。这波市场化操作完成后,公司恢复“健康”,顺利完成定增,权益资本得到进一步补充,重回正常发展轨道。纾困基金完成历史使命后也功成身退。
 
这个事触动我的地方不在于一家企业是否被解救,而在于这个基金运作过程中对民营企业的“破圈并网”和“增信授信”两个效果。
 
“圈子”是个很有意思的词语,它代表着一种相对封闭的秩序结构,拥有自己话语体系、游戏规则,和网络结构,圈外的人很难得窥门径。这几乎是人类社会最常见的隐性的自组织形态。“圈子”会以行业、地域、财富甚至观念等无数种你想得到想不到的形态存在。比如,就业市场上“跨圈跳槽”难如登天,潮汕商帮、客家商帮、浙商、闽商都有自己完整的圈子,等等。作为一个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型经济体,中国的国企和民企是两个相对闭环的圈子——即使一个较大的民营企业,还是进不了国企的圈子。反之亦然。
 
这个案例的看点就在于,国盛资本是一个上海市国资背景、市场化运营的基金管理机构,旗下的上海纾困基金股东包括国盛、海通、电气、上汽、上海国改基金、中国东方资产、上海富盛等大型国企----换句话说,MN通过国盛资本这样一个开放的国资股东,得以进入“上海国资”这一庞大网络中 —— 这里插播一句,2020年,上海地方国资24万亿元,加上在上海的央企国资6-10万亿元,有超过30万亿元的国资总量,而同年上海GDP才不过3.9万亿元—— 这张网络所牵动的资源要素(资金、资产、就业、利润、产值等)是难以估量的。民营企业也有自己的网络,从资产规模体量上当然远逊于前者,但是这张网络高度市场化,流动性强,管理和治理结构高效灵活,从效率上看又远优于前者。
 
另一个有意思的点在国家信用的资本化。融资难和抗风险能力差是中国民营企业面临的长期问题。一个显著现象是,整个经济全面向好的时候,国资效率低,但是一旦经济下行或者外部环境出现剧烈变化,发生危机的时候,市场化程度低的国企反而最抗风险,而民企会非常困难。究其原因,就在于这两种企业的资本结构不同—— 国企资本积累时间长,民企资本积累时间相对短,而且为了提高资本运营效率,民企负债率也普遍更高,权益资本普遍脆弱。比如说,一个公司总资产1000亿元,国有企业净资产能够有个500-600亿元,但民营企业可能就100-200亿元。风浪一来,这对民营企业的摧毁是崩塌式的。弱的抗风险能力又会转化成融资贵融资难的问题,而且一有风吹草动,银行从自身安全考虑,很可能抽贷断贷,造成人为的多米诺骨牌坍塌—— 局部个体机构都是理性最优决策,但最后落在一个很坏的整体均衡上。而事情的另一面是,国有企业权益资本安全但低效,如此强的“国家信用”并没有产生更高的经济效益。通过股权的方式,民营企业被增信,增强抗风险能力。同时这种信用也相当于被资本化,获得了流动性。
 
破圈并网,国家信用资本化,这两点可能是混合所有制改革中最要紧的地方。如果过程一切顺利,这是有机会实现帕累托改进的:增强民营企业的抗风险能力,提高国资的使用效率。但问题也在这个“过程”上,也就是怎么“混”的问题。
 
怎么混的抓手很多,但关键点其实只有一个,就是对“国资”的定位和视角---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真正目标是对国资实现从“管资产”到“管资本”的转变。一字之差,其神迥异:管资产是管理视角,重在过程;管资本则是金融视角,重在结果。
 
这个视角之差会决定后续的系列反应:金融视角下,“国资”和其他长期资本一样,追求风险-收益的最优匹配,追求资金的流动性、安全性和收益率---这个目标方程下,“市场”的力量浮现,专业化基金运作,政府的“一臂间隔”,去除地方保护主义....都成为了自然选择。相反,管理视角下,国资管理部门就“婆婆”心态难免---除了想要风险低回报高之外,要控股,要控制董事会,要管项目投向......多元目标之间打架,最后难免一地鸡毛。
 
不过现在各地混改大多还是停留在“管资产”的层面(当然,整体上比不改还是強)。还有很多地方政府搞产业基金,看上去也是“市场化、金融化”,但是在实操中仍然秉持着管的思路,生生把LP(有限合伙人)做成了GP(一般合伙人)。有基协朋友感叹说,这几年基金市场虽然规模见涨,但治理结构问题突出,尤其是地方产业基金中,裁判员、运动员、观众混成一锅粥,这些问题很可能会在不远的将来造成痼疾。
 
看看中国面临的发展阶段---大规模城市化进程放缓,人口、资金等各种资源要素加速向大城市集聚,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增速全面下降,挖掘存量的潜力,提高存量的效率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再考虑到如此庞大的国资规模,以及很多面临产业转型调整的城市,如何更高效地用好国资,撬动经济的转型增长会成为改革深水区的重要议题。
 
深圳国投算提供了一个好样本,目前看合肥也闯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子。上海是另一个有意思的模式,上海国盛集团是上海市政府打造的几大国资平台之一,其旗下基金以巿场化方式进行投资运营---不同领域的国资进入基金就是典型的“资本”,可以布局到高成长性的行业、地区,一方面为不少民营项目破圈增信,另一方面也完成国资的配置优化。上海老凤祥、江苏徐工等老牌国企都先后在这个平台上接受市场化“洗礼”,完成了“管资本”型的混改,不少新兴行业的民营企业在这个平台上获得国资加持。
 
下面我选了一篇上海国盛资本的总经理周道洪的一个演讲稿,其中第二节很有启发,我觉得是地方国资、产业和财政几个重要议题的交叉核心点。和周道洪认识20年了,在混改这个问题上,我们曾讨论也争论过无数次---我从一个坚定的怀疑论者在一桩桩的现实案例中逐渐转变成一个演化论者---
 
我不知道哪个模式是“对”的,但是路只能去趟。世上本没有路,也许就这样慢慢趟出路了呢?中国经济,从来也就是这样一个learning by doing的过程。
 
区域产业创新大道至简 点燃创新引擎 催化资本形成
 
【以下内容根据上海国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周道洪先生在“第八届全球投资并购峰会”上的主题演讲《区域产业创新大道至简:点燃创新引擎,催化资本形成》改编,经作者审定。】
 
过去二十多年,因为从事投资及海外业务的缘故,国内外四处奔波时,都会留心当地经济结构、发展状况及其成因。其中,世界经济地理中的三大“魔咒”现象引发了我的关注和深思:
 
第一,资源型经济体的贫困陷阱。资源丰富的国家或地区,包括我国一些资源大省,往往陷入贫困陷阱,并伴随显著的经济周期性波动。
 
第二,中等收入陷阱。不少国家和地区经历快速发展后,经常陷入产业升级缓慢、增长停滞不前甚至衰退的状况。当前我国也面临这样的隐忧。
 
第三,发达经济体的增长“天花板”现象。过去二、三十年,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长期中低速增长,年经济增速很少超过4-5%。
 
这当中还有“铁锈地带”现象。从美国五大湖地区、德国鲁尔区、伦敦工业区、法国洛林地区、日本北九州地区到中国东北老工业基地,无一例外是从繁荣走向衰落,让人扼腕叹息。
 
解码这些“魔咒”,我们发现技术创新与资本形成是关键词:
 
技术创新不足,导致产业结构单一固化,陷入低水平均衡;资本形成和积累不足,进一步阻碍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转型,两者相互强化,形成“内卷”。
 
再深究一步,这两者究竟谁是因谁为果呢?看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增长模式就一目了然—— (技术)创新是车,(长期)资本是马。就像在象棋中要出车需先跳马一样,没有股份制和资本市场的兴起,蒸汽和电力革命的发生不知要被推后多久,没有风投创投,硅谷的信息革命和智能革命恐怕也要命途多舛。再想想美国在科技创新上的一路领先,华尔街和硅谷的金融资本居功至伟。
 
回顾过去三、四十年中国城市的发展历程,从深圳的奇迹崛起,杭州的电商之都,苏州的制造业之都(2020年工业产值超上海),到合肥的“最牛风投”……探究这些城市的创新发展,我们发现,“创新X资本”才是经济成长密码。这些城市都较好运用了资本思维、金融思维,把资本和技术、创新、产业结合起来,推动了当地的创新发展。
 
我以前说“创新+资本”,后来仔细思考发现其实不是“+”,而应该是“X”。这里特别强调,是“乘”而不是“加”。两者运算结果差距很大,譬如:10+10 =20,而10 X 10=100。X的意思是要让资本和创新形成内生互动的乘数效应,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从制度上和机制设计上促进创新和资本的融合和良性循环,形成创新系统和产业生态系统。
 
那一个城市、一个地区需要怎样的“制度和机制设计”才能完成这个资本-创新-产业的全生态呢?这里插播一下我们上海国盛资本的介绍。作为上海市政府批准的上海国企改革发展股权投资基金的管理机构,我们本身既是上海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产物,也是践行国企资本化改革和国有资本基金化运作的重要平台。自2018年4月成立至今,已经形成了拥有八支大型基金、十一支项目制基金、一支策略基金的集群发展架构。基金目标管理规模达千亿元,现在签约规模超过500亿元,到位规模超过260亿元,累计完成对外投资超过200亿元、50多个项目,还直接促成和带动股权投资105亿元,带动债权投资约40亿元。已经有10多个项目逐步退出,实现了募投管退的良性循环。
 
那我们干什么呢?我们其实是资本加工厂,专业出品长期资本、创新资本等权益资本。国盛集团董事长兼国盛资本董事长寿伟光从起步之初就确立了使命愿景:围绕国家战略和上海发展大局,聚焦国资国企改革、混合所有制融合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上海科创中心、上海四大品牌战略和乡村振兴等领域,通过股权投资,点燃创新引擎,促进企业活力迸发;竭力为各种所有制经济、创新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注入权益资本,贡献“资本力量”,通过融产结合活化实体经济造血机能,致力构建长期资本、创新资本形成机制。
 
以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为例,我们“资本加工厂”就完成了一大批订单,先后参与徐工混改、海亮股份等投资,推动至纯科技、康达医疗、腾瑞制药、安科生物、中际旭创等在长三角地区优化业务和战略布局。
 
这里特别说一下去年投资32亿元参与的徐工有限混改。这个案例其实是徐州市政府下了一盘通过国企改革引领经济发展的战略活棋,通过存量改革撬动增量投入达到满盘皆活的局面,很有借鉴意义。作为去年全国最大单国企混改,涉及资金规模达210.56亿元,包括股权转让54亿元及增资156.56亿元。徐工混改其实是徐州国企改革从“管资产”到“管资本”的跨跃,一方面相当于徐州市招商引资了210.56亿元,同时又打造了一家更具市场活力和竞争力的工程机械翘楚。
 
流动性是国企改革的灵魂和创新的源头活水
 
当我们说以管资本为主推进国企改革时,我们究竟在说什么?其核心逻辑应当是以市场为导向基于流动性的价值管理。
 
先看几组对比:
 
其一,国资和社保基金收益率的比较。我国国有资产收益率长期维持在大约3%左右的水平。而全国社保基金过去19年年化回报率平均达8.4%,事实上社保基金运作了大量国资,仅央企划转的国有股权就达1.68万亿元。值得一提的是:各级国资委都很拼,管理制度、规范文件频繁出台,事无巨细管得严丝合缝滴水不漏;而社保基金主要通过母基金和管资本的方式进行投资,比较洒脱、超脱。这说明业绩不是管出来的,而是放出来的。管得过细会束缚生产力,理念创新、深化改革才能真正释放国资经营活力。
 
其二,国资布局的今昔对比。近年来,随着国资背景基金的涌现,国资大量参与到科技企业、独角兽企业中去。比如说,我们国改基金最近就完成了对紫光展锐31亿元的投资,还投资了云从科技、壁仭科技、达闼科技、上海兆芯集成电路、上海细胞治疗集团等新锐企业。反观十多年前,国资集体缺席、完美错过BAT等大批互联网企业的崛起。国资的基金化运作不但优化了国资布局,分享了创新增长的成果,更有力推动了科技创新,促进了创新资本形成。
 
第三,财政补贴与政府背景基金成效的比较。集成电路一直是国家重点扶持的产业。之前产业政策的主要措施之一是财政补贴,各级政府不遗余力花钱补贴,规模大,但企业获得感并不强。2014年10月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一期设立,规模1387亿元,大多是国有资本,几乎把业内上市公司投了个遍,大都做了重要股东。2018年以来资本市场低迷叠加中美贸易战影响,但集成电路有了大基金这些行业“守护神”,安然度过难关。如今一期基金逐步增值退出,业绩良好,二期又开始运作。比较下来,基金运作重在补充企业权益资本,有利于优化财务结构,提高融资能力。而政府补贴以支出为导向,等于鼓励企业花钱、扩大开支,效率之高下立见。
 
其四,资本招商和传统招商引资模式比较。传统招商引资模式下,各地政府往往以土地和国企资金投入方式,和产业方共同在当地落地项目上进行股权合作,并辅之以各类补贴。这类模式政府收回投资本金和合理回报的唯一途径就是项目的利润分配。从我们做投资的经验看,五到十年内能靠分红还本的项目少之又少。这类模式往往造成国有投资、财政投入固化,加大地方政府财政压力。
 
那么资本招商模式如何运作呢?我们不妨看看2012年重庆引进京东方8.5代液晶面板项目的案例,这是被称为“最懂经济的市长”黄奇帆当年资本运作的代表作。这个项目总投资330亿元,重庆市政府跟京东方商量,通过定向增发和项目贷款来解决。当时京东方股价2.1元,重庆财政及7家国企通过直接投资或基金方式出资210亿元认购100亿股,京东方再向银行借120亿元。有了资本助力,该项目只用1年时间就竣工投产,京东方股价也随之涨到4.5元左右,重庆国资劲赚200多亿元。重庆政府翻倍收回投资后,随即如法炮制,2018年再度上马460亿元6代线AMOLED柔性液晶面板生产线。通过循环投资,重庆市相当于一笔投入引进了二个总规模高达790亿元的重大战略项目,同时国资还实现了倍数级的增值。
 
重庆并不是孤例也不是首例。早在2008年,合肥就用类似方式和京东方合作——认购上市公司京东方股权,再由京东方落地项目,确保了政府投入的流动性。
 
更重要的是,这些产线项目合作正是京东方追赶和超越国际巨头的一个个里程碑,推动公司股价因此持续上升,国资也因此获得了高回报。反过来说,同样是京东方,如果合肥、重庆政府在落地的产线项目层面进行股权合作,情况就会大不一样:集成电路产业投入大,更新换代快,具体产线项目盈利能力未必能够持续。这样一来,局面就会比较被动。
 
综上,流动性才是价值的源泉。无论是国企改革、财政投入,都要在这方面动脑筋。国资国企改革坚持以管资本为主,加快资本化进程,探索基金化运作,流动性可望大增。财政投入也要资本化,要改变消耗型财政模式,转向投资型、循环型模式。这样,长期资本、创新资本形成和积累就有了保障,从而有力补充经济权益资本。
 
金融思维才是地方经济创新发展的突破点
 
这些年辗转多地调研项目,不少地方政府的创新做法让我眼界大开,也感受良多,深刻意识到“创新在基层,高手在民间”。像在衢州和合肥的经历就堪称营养大餐。
 
很多人都知道浙江的“凤凰计划”。早前衢州的亲历则让我理解了这个计划的投资银行逻辑。2015年到衢州考察华友钴业动力电池项目,时任市长详细介绍了政府服务当地核心企业做大做强做优,来带动招商引资的做法,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据介绍,衢州市领导对口联系当地大企业,会同企业制定市值或销售额倍增计划,推动这些企业扩大再生产、拓展新项目;政府出面协调解决重大事项,如预留发展用地,与国内科研院所及大型企业合作等。以上市公司为例,衢州算的是资本账:按当时A股定向增发不超过股本20%的再融资政策,一个上市公司市值100亿元,如果市值倍增,再融资规模就从20亿元增加到40亿元,等于招商引资增加20亿元。思路改变后,一、二个大企业再融资规模就超过了市里招商部门的业绩,而且项目都是企业自发自主的市场行为,针对性、有效性更强,效果更好,落地也更快。
 
再说这些年火起来的合肥,“最牛风投”、“伪装成政府的投资银行”可谓名副其实。2014年起,我一次次到访合肥开展项目和基金合作,算得上合肥模式的见证者、亲历者,也自然而然被圈粉。从区位上看,合肥是输在起跑线上的省会:不沿海,也不怎么临江(长江),还是铁路盲肠城市。然而,过去二十多年,合肥成功逆袭奇袭,崛起成为国际家电之都、IC之都、创新之都,成功演绎创新城市发展的现实样本:2000-2020年,合肥GDP从325亿元起步,突破万亿大关达到10045.72亿元;财政收入从41.9亿元攀升至1432.7亿元,其中地方财政收入从24.38亿元升至762.9亿元。
 
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合肥模式同样会各自解读。有人看到冒险豪赌,有人看到有为政府,而我看到的是金融思维下创新与资本的完美结合,以及政府与市场的“一臂间隔”。创新投入需要政府、国资、社会资本有机结合。合肥在这几个方面拿捏得当,探索国资和财政资金资本化、基金化运作,从而催化了创新资本形成和积累,也营造了创新、技术、产业与资本水乳交融的局面:
 
——政府培育产业,合肥是补改投、财政投入资本化的先行者。以前合肥政府财力有限,想发展产业、引进项目,但慷慨撒钱给补贴,财政又捉襟见肘难以为继。在有限财力下,合肥探索循环型、投资型财政支持模式,最终闯出财政投入资本化的新路子,实现了财政投入良性循环的局面。
 
——国资国企改革,合肥是管资本的践行者。合肥加快国企资本化进程,发挥国资引领功能,撬动社会资本共同布局创新产业。同时国资深入探索基金化运作,出手战略项目快准狠,退出项目则见好就收,及时抽身。而在项目具体运营上,又能按捺住自己上场的冲动,管住有形之手,做到帮忙不添乱。正是因为这样,才有了从科大讯飞、京东方,到安世半导体、合肥长鑫、蔚来汽车等系列创新企业,留下教科书级别的案例,生动诠释了“资本招商”。
 
换句话说,合肥模式的精髓并不在于这些企业本身,而在于地方政府的金融思维和资本思维。案例不可复制,但是思路是可复制可推广的。
 
这段时间,我和多地政府交流时都谈到,当前是资本招商的窗口期、机遇期。受我国经济严峻大考影响和疫情冲击,实体经济压力很大,各地政府都在全力以赴抢项目,招商引资成了地方政府的痛点。与此同时,上市公司也有尽快落地项目的压力和痛点。这二年资本市场回暖,股价可能上去了,但未来业绩没着落,希望落地项目找到新的增长点。受益于当前趋于活跃的资本市场,地方政府和上市公司完全可以结合,大家相得益彰各得其所,痛点就成兴奋点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比较赞成各地因地制宜抄合肥的作业,也希望中华大地涌现更多的创新之城,能在创新发展的道路上行稳致远。
 
创新X资本:构建新发展格局
 
当下中国拥有四大红利——市场红利、制度红利、创新红利和资本红利。市场红利显而易见,14亿人口的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巨大,前景诱人;制度红利与改革开放紧密联系,通过体制机制及经济组织方式的变革,反映为其他红利的放大效应。今天重点阐述创新红利、资本红利,它们是动力引擎,我国经济突围之路,构建新发展格局,就要从这里破局。
 
创新红利。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创新是从根本上打开增长之锁的钥匙。新供给经济学认为土地、资本、劳动等是增长的要素,制度是增长的条件,技术是增长的根本动力。创新包括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二个同等重要的方面。我们面临的基本背景是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开创超越大航海时代的重大历史机遇,以及我国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带来的深刻变革。
 
当前,我国正处于创新红利的释放期。我国科技人力资源超过8000万人,工程师数量占全世界的1/4,R&D人员全时当量均保持全球第一,工程师红利聚焦发力。2020年PCT专利申请6.9万件,居世界第一,国际科学论文引用数居世界第二。2013年以来我国R&D经费投入总量稳居世界第二,2019年达2.21万亿元。2019年投入强度(R&D经费投入与GDP之比)为2.23%,超过欧盟平均水平,与美日差距缩小。我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达59.5%。2020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评估显示,我国创新指数上升至世界第14位。可以预见,未来十年必将是中国科技的黄金十年。
 
今天大会主题是新兴产业链创新。一般说来,一个地方创新产业兴盛,都会有较为完整的产业链。以人工智能为例,从基础层软硬件、技术层算法和智能技术,以及应用层产品服务和解决方案延伸开出,每个分支产业链条都很长。智慧城市、智慧生产、智慧生活是人工智能三大应用领域,各领域应用场景都很丰富。一个地方发展人工智能产业,应当根据当地优势选准细分链条,重点引进核心企业,并进行全产业链招商,全力打造产业生态、资本生态。
 
经验表明,创新产业的发展要以核心企业和创新型大企业为支撑和引领,促进大中小融通,形成产业生态。与此同时,政府、高校及研究机构要在创新环境及人才、技术方面提供助力,并联合金融机构和天使投资、风险投资、PE机构形成合力,打造资本生态体系。这样各类创新要素集聚,创新企业、产业、技术和资本形成良性循环,创新产业才能茁壮成长。合肥创新产业就是从家电产业逐步发展起来的,针对家电产业缺屏少芯的瓶颈制约,才有了进军显示面板、IC的雄心壮志,目的是打造完整的产业链条,强化产业配套能力。
 
创新产业发展过程中,头部企业特别是创新型大企业往往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一个头部企业的崛起、发展,往往会给成百上千家中小微企业带来订单和业务量。近年来,我国经济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规模经济效应凸显和行业集中度提高。2008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逐年下行,但《财富》世界500强我国上榜企业却逐年上升,2020年仅大陆企业(包括香港)就达124家,首次超过美国(121家),总销售收入为全国GDP总量的57.8%。海通证券研究表明,2010年开始我国行业集中度进入提升阶段,近年来明显加速,工程机械及家电等行业尤其明显。国际经验表明,充分竞争后绝大部分行业前三位的头部企业或将占据60-70%甚至更高的市场份额,可见当前中国行业集中度提升仍处在早中期阶段,即使是工程机械及家电行业,头部企业之间的并购重组整合仍将陆续有来。随着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持续发力,许多产业、企业,中国第一就是世界第一,各行各业都将产生世界级大企业。未来,头部企业特别是科技龙头,可望成为最优质的核心资产。
 
资本红利。我国国资总量500多万亿元,居民储蓄80多万亿元,这是二座金山,也是长期资本、创新资本形成和积累的源头活水。存量经济时代,高质量经济发展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呼唤史诗级资本端供给侧结构性大改革:
 
——要攻坚以管资本为主推进国资国企改革,从存量上优化我国经济权益资本布局,提升效率。为什么新时代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处于中心地位?这是由国资总量规模决定的。当前我国GDP总量突破100万亿元,国资总量500多万亿元。上海更加突出,GDP总量3.87万亿元,地方国资总量高达24万亿元。国资国企的效率提升,将显著改变我国及上海经济发展格局。
 
新一轮国企改革的主导方面已经不是微观层面的国有企业,而是国家层面推进国有经济实现形式的资本化。要思想破冰、思想解放,把国资从僵化、固化的体制解放出来,实现国资国企从实务形态、资产形态向资本形态、价值形态转变,加快国企资本化进程,做大做强做优国有资本。国企其实是给点阳光就灿烂,加糖它就甜,只要真正落实管资本,完全可以成为经济的活力之源。最近国资系统推出考核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市值的做法,体现了管资本的思维,但团队持股、引战等措施也要配套跟上,以免造成短期行为等新的问题。
 
——大力发展直接融资,推动居民储蓄向权益资本转化,从增量上为我国经济充实巨额权益资本。目前,世界平均储蓄率约20%左右,欧美大致10%左右,我国居民储蓄超过80万亿元,储蓄率超过40%,转化的空间和潜力巨大。目前,我国居民储蓄转化为投资主要依赖银行等金融机构,体现为债性资本。推动储蓄向权益资本转化,可望大大充实我国经济权益资本,也将促进资本市场的活跃和繁荣。
 
——发力资本市场,链接创新与资本。要依托资本市场,深入挖掘二座金山,为长期资本、创新资本引入源头活水,构建权益性长期资本、创新资本形成和积累机制。无论是大力发展直接融资,推动居民储蓄向权益资本转变,还是深化国资国企改革,资本市场都是主战场。当前我国资本市场正在进行创建以来最深刻的变革:2018年开始,我国将资本市场上升到前所未有的国家战略高度,新证券法出台,科创板、创业板注册制、新三板精选层推出,酝酿全面注册制,推出严格退市制度等。这些重大改革举措正在改变我国创新、创业的环境和格局,可望对长期资本、创新资本形成和积累带来深远影响。
 
创新和资本如何有效链接?基金化运作就是重要的实现路径。当前,股权基金已成为全球重要的资本深化、形成的金融工具,堪称长期资本、创新资本、权益资本的加工厂。国资国企改革应当深入探索基金化运作,将国有资本作为创新发展的种子资本,带动更多社会资本加大创新投入,加快长期资本、创新资本形成和积累。国有资本要充分借鉴社保基金、国家集成电路基金的经验,不应谋求自己做GP,而是当好伯乐,甘于做母基金,做LP,选择专业GP机构来管理。居民储蓄转化为权益资本,基金化运作也是有效的金融工具。居民通过认购基金份额,成为LP,再借助基金的专业化运作以股权方式投资到企业,这一过程就实现了从储蓄到权益资本的转化。
长三角一体化大道至简:抓大放小做好五篇大文章
 
前面的叙事中讲了创新、资本与经济发展,我们发现创新X资本是经济成长密码,并在一些城市案例中得到了验证。这对于区域经济发展同样适应。接下来我们从解码创新X资本角度,探讨一下如何加快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进程。
 
区域发展战略作为我国重大战略部署,旨在构建全国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源,打造世界级创新平台和增长极。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三大经济圈代表我国经济发展的最高水平,是重要引擎、增长极、重心区,2019年GDP总量52.54万亿元,占全国53%。长三角更是绝对的龙头,2020年经济总量24.47万亿元,占全国近24.09%,在全球经济体中,超过英国排在全球第五,位居全球六大经济圈第四。但长三角和全球六大经济圈相比:人均GDP、地均GDP等反映效率和效益的指标差距很大;城市群发展质量、国际竞争力有待提升;制造业附加值不高,高技术和服务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商务商业环境亟需完善;一体化主要停留在商品、要素环节,区域专业化分工协作不够,低水平同质化竞争严重,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有待完善。
 
长三角一体化要坚持问题导向,避免低水平均衡陷阱——先发陷阱与资源陷阱,避免重蹈“铁锈地带”覆辙,避免临近区域产业同质化、同构化。各地要协同解决要素资源配置的“缺项”问题,依托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大力促进地区间专业化分工和产业的空间转移,错位发展、协同互补,实现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外部经济,形成磁吸聚核效应和市场扩散效应,实现毗邻区城间经济增长传递。
 
这当中,关键要正确发挥政府的作用。政府要加强区域协调,破除行政壁垒和地方保护主义,拆除制度藩篱,消除体制性障碍因素,创新制度安排与供给,加大信息基础设施等新基建的投入,构筑促进要素流动、产业成长与集聚的软硬发展环境。特别要着力推进制度创新,建立跨行政区域的利益分享机制(如财税分享机制),共建区域社会保障体系等,为一体化护航。政府同时要摆正位置,切实转变职能,切忌用力过猛。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从计划到市场的跋涉。政府要敬畏市场、尊重市场,处理好和市场的关系。上海政府管治能力首屈一指。凡是政府能够主导的领域,上海都是杠杠的,城市建设、城市管理一流,世博会、进博会精彩纷呈,今天论坛所在的大虹桥,规划、建设气势恢弘。但政府能力再强,也不能包打天下。象创新产业发展、产业集群打造就是市场说了算,政府不应上前线当先锋,要让位于市场,甘当店小二。资源配置,政府和市场谁更高效?譬如,长三角四地政府之间资金调配可能大费周章。而企业一次股东会、董事会、投委会就可以决策大笔资金跨区域投资。我们国改基金群投资徐工有限32亿元,一次投委会就决定了。这就是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工作千丝万缕千头万绪,要把准长三角的基本盘、基本面,找到发力点和抓手。四地政府要“抓大放小”,把90%的精力放在10%、20%最重要的事情上:资本形成方面,要依托资本市场,聚焦长三角70万亿元国资和19.7万亿元居民储蓄余额,区域联动推进国企改革,推动居民储蓄向权益资本转移,致力成为我国最大的直接融资市场,为区域创新资本形成提供源头活水;市场主体方面,要发挥长三角作为我国上市公司最大分布区优势,促进区内1500多家境内外上市公司优化区域业务布局和跨区域整合,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空间载体方面,要聚焦发力国内最具活力的园区经济,围绕现代产业体系打造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率先探索一体化联动运作,实现错位发展和优势互补。长三角拥有国家级开发区146家,省级开发区320家,贡献了大约40%左右的经济增量,要让它们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创新发展的引擎。
 
长三角一体化还要立足长远,做好五个“大”的文章:形成全方位开放大格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就是要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竞争、全球资源配置、全球创新,如果只是在区域内进行存量资源的重新配置,只会路越走越窄,就把一盘大棋下小了。开放是长三角的战略抉择,要致力成为国内大循环中心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链接,并发挥独特功能;聚合世界级大资本。资本总会去到水草最丰盛的地方。长三角的经济基础、产业优势和发展潜力,无疑将吸引世界范围内的资本竞相集聚。要积极面向境内外资本市场吸引境内外资本,大力发展直接融资,推进国企资本化改革和混合所有制融合发展,有效促进长期资本、创新资本的形成和积累;构筑世界级大产业。要瞄准国际前沿,畅通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围绕企业家、科学家、创新型企业进行资源配置,发育企业家精神,全力打造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世界级大产业,产值千亿美元只是起步,有些近万亿美元,其投入十分惊人,需要长三角三省一市形成合力,发挥财政、国资引领作用,撬动社会资本,毕其功于一役;打造世界级大企业。当今世界经济已进入以创新型大企业为中心的时代,创新型大企业正在改变世界。要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培育一批市值千亿美元的创新型大企业,参与全球创新资源配置,抢占国际产业发展高地;培育世界级大市场。要践行国家双循环战略部署,推动经济要素供给及产品、服务跨区域自由流动,激发区域市场活力,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并全方位对接、融入全球大市场。
 
做好这五篇大文章,长三角区域必将崛起成为世界级经济圈,长三角一体化也就基本大功告成了。这是值得憧憬的。
 
出路源于大众思维盲区。出路不是视觉问题,而是思维问题。面对前所未有的经济大考,我们需要思想破冰、思想解放、理念创新,确立金融思维、资本思维,深耕“创新X资本”,完善长期资本、创新资本形成机制,充实经济权益资本,引领我国经济成长与繁荣之路。相信明天的太阳将从中国升起,我们也将持续做多中国未来。
 
作者简介
 
 
周道洪先生
 
现任上海国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国注册会计师。
 
曾任上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董事,上海海外公司总裁,上实投资(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
 
[1] 该峰会由晨哨集团和上海市双创投资中心在上海联合主办。



推荐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