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底，俗称“大基金”的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总经理丁文武被纪委带走调查。

8月9日，“大基金”的管理人华芯投资又有三名高层被调查，整个芯片行业一时风声鹤唳。

集成电路大基金是过去十年“国家产业政策”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大基金的大股东是财政部、国开行，代表了扶持芯片产业的国家意志。

以市场化的PE模式运作，向芯片公司注资，并择时退出。

2014年成立，5年为一期。第一期基金规模1300多亿元，2019年结束。

第二期规模2000多亿元。

很多人说，大基金地震，是芯片行业的产业政策失败，也有的说，是产业投资基金模式的失败。

我觉得，大基金被查=大基金失败，这种结论还是太快了点——

其实从财务投资角度，大基金成绩挺能打。

这几年，芯片行业股价飙涨，从2019年初到今年8月中旬，Wind半导体股票指数上涨了330%以上，稍微好点的芯片项目都是一脸不愁嫁的模样。

但凭借“国家队”的背景，大基金通常能够在芯片企业上市之前低价入股。

在这两年芯片行情火热的背景下，大基金也取得了几倍、十几倍的回报率。例如，2017年12月，国家大基金以2.88亿元认缴瑞芯微2591.96万股，2020年2月，瑞芯微上市，上市至今股价上涨了900%多。2021年7月，大基金在股价高位宣布减持不超过541.85万股，大约可套现7亿左右，截至2022年6月，大基金仍持有2050万股，按当前股价计算，市值为20.5亿元。也就是说，大基金在这只股票上的投资回报率大概达到了8-9倍。

从产业扶持的角度来说，中芯国际、长江存储，长电科技，这些龙头企业，都在大基金的辐射范围内。很多企业的发展，都得到了大基金的助力。2015年1月，长电科技在大基金的支持下，才能完成“蛇吞象”，花了7.9亿美元收购全球排名第四的新加坡测封公司星科金朋，获得了先进技术和海外客户资源。中芯国际被美国拉入“黑名单”的同时，大基金拿出几百亿资金支持中芯国际先进制程的研发和扩产。

但是，大基金在产业扶持和财务投资两方面的不错成绩，并不能掩盖芯片行业的泡沫化趋势。

尤其是地方政府的产业基金，很大程度上助推了这种泡沫。

这几年说到地方产业基金，很容易想到“合肥模式化”：2007年合肥市拿出巨额财政资金投资京东方；2017年合肥市又出资75%成立合资公司合肥长鑫，专攻DRAM芯片；2020年投资蔚来汽车70亿，建立总部管理、研发、销售服务、供应链制造一体化基地。这些投资都大获成功，合肥市政府因此也被称为“中国最牛风险投资机构”—— 

“政府基金市场化运作，投资成熟企业”， 从金融层面完成招商引资，扩大就业，实现产业集聚——这好像成了地方产业基金立足的理论基础。

问题在于，这句话里面有个重要前提：市场化运作。 

市场化运作不是一个虚幻的名词。

一是需要实实在在的激励机制，股权结构来完成相应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二也需要真正具有市场能力的人来操作完成。

缺了这两点，很容易变成“烂尾两头”的局面：

要么是管的太死，变成了资源浪费或者寻租游戏；要么是羊群效应，搞出行业泡沫。

芯片行业就面临着这样耗资巨大，良莠不齐的问题。武汉弘芯就是其中颇具荒诞色彩的一个例子。

2017年11月，武汉弘芯在武汉东西湖区成立，锁定14纳米以及7纳米以下先进逻辑芯片和系统集成，当时宣称总投资人民币1280亿元，但其实实缴很低——

比如注册资本，大股东北京光量蓝图认缴18亿元，但实缴仅100万元。

再看项目发起者背景——零芯片产业经验，就是一个草台班子，拿着PPT画大饼。宣称“填补国内空白”，大股东0投资，0经验——

明眼人都懂，这是空手套白狼，套政府财政支持、银行贷款和台积电的技术大佬。

据媒体报道，项目主导者之一曹山曾对身边人说：“芯片太复杂，我不是真的想做芯片。我就想把厂房建好，搞土建我们熟啊，可以上下其手。”也就是说，弘芯目标就是打着芯片的幌子，圈钱圈地，搞房地产。

这么一场游戏，自然是一场梦。

梦醒时分，时间、财政资金和专业人才被浪费，地方政府往往成为“一地鸡毛”的接盘者。

而大股东却往往全身而退，甚至“马甲”一换，再到新的地方另起炉灶，照样有地方政府“接盘”——

2018年11月后，弘芯在各地如法炮制——珠海逸芯、云芯国际、湖北天芯、济南泉芯……即使在弘芯爆雷后，济南当地仍然拿出近60亿资金搞“泉芯” 。

而且在这种风潮之下，地方政府之间开始恶性竞争。

一些地方政府说，我们城市还没有12英寸（晶圆）线，某城经济水平不如我，在电子行业基础也不如我，为什么人有我无？于是各地纷纷上马12英寸线。

然后，自然是一地鸡毛。

地方政府基金的操作不专业，企业套利空间很大——这是地方产业基金最大的问题。

最近这几年，各地一批重要芯片项目相继烂尾，不少地方政府损失惨重。

现在大家都在讨论地方财政吃紧。按照这种“大干快上”，怎么可能不吃紧。

实际上，市面上有不少正面案例：除了合肥之外，上海，深圳的国资基金，甚至一些边远地区的国资基金，是确确实实扎扎实实在做“市场化”的工作，用市场化机制，做市场化项目，实现“双赢”。

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了几年前，黄益平老师在北大主持过一场关于产业政策的“世纪辩论”。

正方林毅夫老师V.S.反方张维迎老师：

林老师说，虽然一些具体的产品创新是由企业家完成的，但产品创新背后基础层面的研发成果是不会有企业家愿意花巨大成本投入的，必须要靠政府资助的各项科研项目来完成。

张老师说，产业政策之所以失败，是由于人类认知能力的限制和激励机制的扭曲。“一个是人类的无知，一个是人类的无耻。”

“无知”是因为创新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地方政府缺乏识别前沿科技领域——芯片项目“靠不靠谱”的能力。而“无耻”是因为这个过程中会有权力租金，这必然导致企业家与腐败官员的寻租行为。例如，“大基金”诸多官员被查的原因就是腐败——这个维度来看看，张老师的市场理念是对的。

但是，回首我国的产业政策，扶持光伏、新能源，都曾经出现企业骗补、项目烂尾、产能过剩的诸多问题，但也不可否认，扶持政策大大加速了这些行业的发展，最终催生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宁德时代、比亚迪、隆基股份……

比如说，现在中国在新能源车行业能跑在世界前列，和前十年的培育确实是高度相关的。

这个维度来看，林老师是具有战略眼光的。

尤其在岛链化主权博弈的当下，中国面临严峻的“科技卡脖子”问题。像芯片，能源安全，农业安全，这些耗资巨大，投资周期漫长的行业上，需要产业政策扶持吗？

我个人认为是需要的。

芯片企业在早期阶段，缺乏自我造血能力，是非常依赖补贴的。

那什么是好的产业政策呢？我们不妨看看海峡对岸的中国台湾地区：

中国台湾地区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就投资芯片产业。

我们只看到一家台积电，实际上台湾还有不少隐形冠军：比如在晶圆代工领域，除了全球排名第一的台积电之外，台湾还有联华电子，排名全球第三；

比如在封测领域，日月光一家占了全球24%的份额，排名全球第一；

在IC设计领域，联发科也是鼎鼎有名，排名全球第四，在手机SoC这个细分领域，联发科占30-40%全球市场份额，是全球龙头老大；

旺宏则是记忆体ROM / NOR Flash领域的全球第一。

仔细研究一下，我们会发现，这些企业几乎都发源于新竹。

新竹拥有台湾高校top3“台清交”中的两所：台湾交通大学和台湾清华大学，而且还有最早推动台湾集成电路研发的科研机构——工研院，同时离台湾大学、台北大学距离都不远。

科研人才基础再加上政府的大力扶持，经年累月让土壤慢慢变得肥沃。

政府的扶持主要侧重规划和基础研发补贴。

当然，基础研发补贴也面临同样的代理问题。

过去这些年，中国学界也出了很多丑闻，有刮刮人家芯片刻字就拿来当自己“研发成果”的；有校办企业斥巨资购买领导没用的“专利”的；有什么父子办大学发假文凭的；数据造假这些更是数不胜数。

反而是中国大陆的企业研发，倒还是可圈可点。

毕竟企业是要在市场上搏生死的，一招可能致命，所以会更谨慎也更勇敢。

不同学术环境和生存环境下，中国的基础研发补贴，也许可以更形式灵活，比如税收，人才户口，入学，以及产研的市场化结合等等，为企业基础研发创造良好条件。

说实在话，芯片是典型的重研发、长周期、依赖产业生态的行业。它不是依靠“大干快上”、“弯道超车”就能快速催熟的行业。

真正卡脖子的环节，基础研发、人才培养、市场培育都是需要慢工细活。

所以产业政策也必须和产业发展规律一致，要以“慢变量”的心态来做，避免大干快上的泡沫。

至于金融支持，一定要遵循金融市场规律，国资产业基金不是有为，而是不能乱为。

国资平台一定要把“市场化”的进入和退出机制设计做在前面：

让市场化的团队来“风险共担，利益共享”，这样才能理性决策降低投资风险。

国资同时在培育使命完成后，要果断退出或者以纯财务投资人身份实现存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