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聊了个天，不时听到一句感喟：“世界真是个草台班子。”静静听着，突然想起了今年年初线下课自己写过的一句话：2026年，可能相当于是19世纪70到80年代，人类正在进入一个从「规则治理」到「丛林法则」，从「金融信用」到「实物要素」的时代。

这段话背后，其实是一条原则：每当旧秩序松动、新秩序尚未建立时，社会往往会出现一个“草莽溢价”上升的阶段。

新技术、新资产出现，但监管、产权界定和市场规则还没有完全跟上，中间有大量的制度缝隙，所以那些更无包袱、更敢下注、更敢在秩序和规则缝隙游走的人，经常会获得超额收益，比如孙宇晨。

19世纪美国铁路扩张时期，很多铁路企业家就是如此——铁路网络的发展伴随着严重的内幕交易、市场操纵和政治寻租，所以当时美国有个词，“Robber Barons”（强盗大亨）。

这种复杂的两面性，中国人很熟悉——过去5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从农业社会跳跃到了智能社会，历史的进程被压缩得太短，中间也是草莽当道。

早上坐在桌前，面对着「共潮生」的稿子，忽然有点忧伤。今年以来我一直被这个时代所激发，因为我相信技术进步，相信智能生产要素会打开新的财富空间，相信人的创造力会被释放，但这一刻我忽然意识到，技术进步与文明进步，并不是同一条曲线。生产力可以迅速提高，社会的权力结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却未必同步改善。甚至在某些历史阶段，技术越先进，权力的运用反而越粗糙。

突然想起前几天跟一个好友聊天时候他对时代的犹豫。当时我觉得他保守，但是这一刻，我似乎体会到他那种知识分子的敏感：行动者必须相信未来可以被改变；思想者却必须承认，未来未必朝着自己希望的方向改变。

这一年我被第一种身份刺激，但此刻，我感到还需要继续追问——新财富最终流向谁？谁制定规则？谁获得权力？技术释放的自由，究竟是所有人的自由，还是少数人的自由？

而这些问题，并没有令人轻松的答案。

我仍然乐观，但可能会是一种更复杂和沉重的乐观。

“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也许上帝发笑，不是因为人类思考得太多，而是因为人类总以为自己终于理解了历史的方向。但历史总会不断提醒我们：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写这段话的时候，特斯拉的车飞起来了。所以，我还是相信，真正成熟的乐观主义，也许正是看见历史的不确定性，仍然愿意为未来创造一点确定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