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阿那亚闭关写稿。

抓耳挠腮，骂骂咧咧，蓬头垢面。

很佩服罗胖和润总开直播写稿，那要多自律和自制。

除了团队的娃，我是绝不会让人围观我闭关写稿模样的。想都不要想。

今天主要骂AI。各大模型，从FABLE到Astra，无一幸免。

“你们是智能还是智障？”

“想太多了。”

“就想到这里？你脑子干啥用呢？”

写作过程中碰到一个词：恩格斯停顿（Engels’ Pause）。讲的是英国1770—1840年间，生产率已经起飞，劳动者实际工资没有涨的现象。说白了就是：社会越来越富，老百姓却没变得更有钱。

因为今年讲“换轨”，最近不可避免在看K型、I型这些宏观热词。尤其“K型”，今年美国也讲得特别多，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感觉：中美面对的是同一个问题——AI等技术进步带来的K型分化。

我一直不太喜欢这种讲法，因为觉得中美面对的根本不是同一道题。

今天看文献和数据的时候，忽然发现，美国确实已经出现了些“AI版恩格斯停顿”的早期特征：

比如说，2019Q4以来，非农部门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约2.1%，明显高于前5年平均水平。同时，26年Q2的实际小时报酬却下降0.1%。生产率跑得比收入快。

所以，K型是表象，Engels’ Pause才是历史机制——技术革命的初期，会因为生产函数比分配制度变化更快，而导致分配不均。

但中国明显不是同一道题。因为Engels’ Pause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新的生产率得先真跑出来。

在部分高技术制造业，中国确实有生产率提高（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6.7%，装备制造业增长12.1%），但它们还没有强到足以接管整个中国经济。8月中国工业增加值增长5.2%，零售增0.4%；投资则是平均两位数的下降——如果去看中国经济的K，你会发现，上臂基本就是海外需求，下半部分则是内需。

所以，中国今天面对的主要矛盾，不是生产率大爆发之后的分配不均，而是如何扩大全社会的总需求，提高全社会生产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