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防止国企倒闭，中国政府费尽心机，经济学家也为产权问题争论不已。而就在这时，诸城——山东省一个县级小城——却已悄无声息地完成了一系列改制举措，将辖区内288个国企或集体企业中的272个变成了股份合作制企业。”

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哈里·科斯和他学生王宁共同撰写的《变革中国》一书第五章《走出传统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中的一个故事，就是关于诸城的国企改革的。

这本书出版于2013年，也正是中国完成工业化，从制造到服务转型，社会结构更趋复杂，改革进入深水区的时间节点。

书中得出了一个结论：1978年以来的中国改革开放，是二战后人类历史上最为成功的经济改革运动。

改革的起点，从来都是困境。

90年代初，诸城的国有企业普遍面临经营困境。1991年新上任的市长陈光，带人对100多家市属独立核算企业进行审计，发现105家企业103家亏损，43家资不抵债面临破产。国有资产流失也很严重，单单审计32个企业，就有1亿元国有资产流失，流失率为63.7%，其中有设备折旧，企业无法收回的呆账坏账，还有企业内部偷盗问题。

国企经营困难，最直接的后果是地方财政困难：全市一共有1.8万人吃财政饭，但每年的财政收入不足8000万元，据陈光市长回忆，当时发放公务员、教师的工资都捉襟见肘。我的父母当时是乡村中学教师，虽然没有工资拖欠，但工资实属微薄，1991年我出生时，他们月工资大概是100元，1996年时买一台电冰箱，就掏空了多年积蓄。

当然，国企经营困难并非诸城自己的问题，而是全国性问题。1992年7月，江总书记到诸城视察，在座谈会上说，国有企业三分之一亏损，三分之一不赚钱，真正盈利的不到三分之一，搞好国有企业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请同志们和中央一起来思考和研究这个问题。

当时的国有企业经营困境，深层次的源头问题就是产权问题——国家和企业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所有权和经营权真正分离，导致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因此，上至管理层，下至普通工人，都缺乏主观能动性。陈光对此的概括是：“产权关系不明晰，工人当家不做主，厂长有权难落实，企业负盈不负亏，政府手大遮不住天。”

因此，上有领导支持，下有燃眉之急，市政府开始探索改革产权制度，一个办法就是把国有股权卖给职工，既能激发职工积极性，又能缓解财政危机。

1993年，第一个拿来做试验的是诸城市电机厂。最初改革计划是，政府保留控股权，把20%-49%的股权出售给电机厂职工。但是，职工们不答应，“要改就改彻底，我们全体职工集资出钱一口气买断270万国有资产”，最终，职工的方案成功了，这个国有企业变成由277名职工股东共同拥有的股份合作制企业。这次改制也的确刺激了职工们的积极性，据媒体报道，电机厂改革后的那个月，销售收入就翻了一番。

此后一年半时间内，诸城270多家企业完成了改制，其中210家，采用的就是“卖光”形式，即把原有的国有或集体资产百分之百卖给职工。后来，职工持有的股份进一步向高管集中，形成了高管持有大部分股份、普通职工持有少部分股份（甚至退出持股）的现代企业制度。

在90年代初，这种做法争议很大。很多老百姓给陈光起了外号“陈卖光”，媒体也给他戴上了“复辟资本主义”的帽子。但事实证明，改革成果是好的——改革后的1994年，企业实现利税达4亿元，比1993年增长了114%，政府的财政收入2.1亿元，增长50%。

不过，上述改革还算是小case。当年更具争议性的事情，是把诸城最优秀的国企——诸城机动车辆制造厂，免费送给了北京。

诸城机动车辆制造厂成立于1958年，主要就是做一点农具、卷扬机、杀鸡脱毛机等的小生意。不过，改革开放之后，厂长王金玉很有闯劲，研发了一款“鸣飞牌”农用四轮车，年产700到800辆之间。对于县级国企之后，这已经摸到技术天花板了。但是厂长还是四处走访，找技术升级的机会。1993年，王金玉在北汽摩怀柔工厂看到了BJ1022车型，立刻两眼冒光，如果能引进这种先进的产品，那一定可以促进车辆厂以后的发展。

诸城机动车辆厂就开始和北汽摩（北汽集团子公司）谈合作，但采取什么方式合作成了问题的焦点。当时最流行的合作方式是联营，但联营的核心问题还是产权模糊，“两个和尚没水吃”，联营双方追求各自目标，谁也管不了谁，最后大概率要散伙。当时流行一句话“10个联营，9个空，还有一个不成功”。

最后，诸城市决定把净资产567万元的诸城车辆厂免费送给北汽集团，1994年1月18日，企业更名为北汽摩诸城车辆厂，合并之后，由于没有产权纠葛，BJ1022产品技术就可以无条件移植到诸城车辆厂的农用四轮车上，而且北汽摩派出不少技术人员过来支援，诸城车辆厂生产的农用车迅速在全国同行业中取得了领先地位。

几年后，1996年，北汽摩诸城车辆制造厂与其他几个公司共同出资，成立了北汽福田公司，走向了真正的汽车制造。到今天，北汽福田的主营业务是卡车、客车、工程机械等商用车，连续几年蝉联国内商用车市场份额第一名，营业收入500多亿，而诸城厂区仍然是北汽福田的核心制造基地之一，目前已累计生产汽车660余万辆，约占福田汽车集团总产量的60%，每年贡献上亿税收。

这次改革带给诸城的，不仅仅是一个企业，一份税收收入，更是一个产业集群，稳住了十万人的饭碗。

北汽福田在诸城的生产基地，渐渐拉动了一批供应商的发展，形成了一个小规模的汽车产业集群。诸城本地诞生了大业股份、义和车桥、美晨科技、艾泰克等汽车零配件企业。大业股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胎圈钢丝生产企业，占据全球胎圈钢丝市场 20%以上，义和车桥的商用车桥占据国内市场30%的份额；玉米、小麦联合收割机转向桥已覆盖中国市场80%的份额。

当然，改革过程中，有人获利，就也有人失意。有的企业蒸蒸日上，也有的企业改制之后经营不善，或者被管理层转移资产，快速破产倒闭。

我的X姨一家就是改革浪潮中的失意者。

国企改革之前，县城的零售业基本上是由国营百货公司垄断，姨夫在百货公司当经理，X姨在百货公司下属的服装厂当车间领班，一家人的生活稳定又体面。然而，改革之后，国营百货公司货品不全、服务欠佳，很快被灵活肯干的小商小贩干倒。20年前，X姨和姨夫就双双下岗，走上了坎坷的谋生之路。下岗之初，X姨靠着一手的裁缝手艺，给别人缝制衣服谋生；后来，大家都买成衣，没有人再找裁缝做衣服，于是X姨又开始摆摊卖衣服，开服装店，勉强糊口。而姨夫作为百货公司经理，曾经颇有脸面地位，骤然失业之后，颇为消沉了一段时间。

10年前，他们搬到了没人认识自己的隔壁县城，从头再来，加盟了一家麻辣烫品牌，靠着起早贪黑、菜品新鲜干净慢慢积累了一批忠实食客。在50岁的时候，X姨一家终于买了自己名下的第一套房。

虽然有得有失，改革还是过去30年最大的红利。

今天诸城经济的果实，大半来源于30年前的那一场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