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法律条文是白纸黑字板上钉钉，但执法力度却可以灵活变通。在税收领域也是如此，法定税率是固定，但是地方政府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的。

因此，企业面对的实际税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政府的执法力度：

经济繁荣之时，地方政府的枪口可以抬高一寸，对企业的避税操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就导致企业的实际税率偏低。

经济下行之时，地方政府收入下降，就会加大税收征缴力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这就意味着企业的实际税率上升。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下，很多企业本身就经营困难，又面临税收追缴，导致现金流“雪上加霜”。因此，像博汇股份这样的企业，就“税痛感”强烈，宣称要停产、减薪、裁员，这无疑不利于稳就业、稳经济。

也就是说，企业的实际税率是顺周期的，损不足而奉有余，这明显与中央的“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政策基调相悖。

我们计算了上市公司的企业所得税实际税率，就发现了两个规律：

第一，总体来看，2013年以来，企业税负在持续下降。

第二，2009-2013年、2021-2023年，企业所得税实际税率出现顺周期的特征：2012、2013年经济增速下滑的同时，企业实际税率却在上升；2023年经济低迷之时，企业实际税率却有所反弹，比2021年大约提高了1个百分点。

图. 企业所得税实际税率与GDP增速

长期来看，提高税收征管能力没毛病，是提高国家现代化治理能力的题中之义。

但是，短期来看，在这个寒意料峭的时刻，对已经步履蹒跚的企业提高实际税率，有可能就会变成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繁荣的经济，应该是合作共赢，而不是零和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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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财政的紧日子

另一个问题是，哪些地方的实际税率相对高呢？

我们也计算了各个省市的实际税率，发现在债务负担较重的青海、甘肃、重庆、山西、河北等地，企业的实际税率也是较高的。

注释：企业实际税率=企业实际缴纳总税款/企业增加值；企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折旧+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 营业盈余。

各地严查税收征管，根源还是在于地方财政“手头紧”。

就以前面提到的宁波市为例，众所周知，这是一个经济强市，2023年GDP超过1.6万亿，在全国所有城市中排名第12。

但看看这两年的地方财政数据，实在是压力山大。

2023年，税收收入1464.7亿元，增长5.9%，这个数字看起来很不错，但拆细来看：

主要涨幅来自增值税，2022年4月以来国家实施大规模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导致2022年基数低，2023年增长了28.2%。

 反映企业利润的企业所得税下降20.5%。

 反映居民收入的个人所得税下降10.7%。

到了今年1-5月，这三大税种收入还在进一步下滑，增值税下降7.4%、企业所得税下降4.9%、个人所得税下降3.6%，导致宁波市税收收入下降了5.8%。

同时，卖地收入下滑幅度更大，2023年，宁波市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824.4亿元，下降25.8%。这个势头也止不住，今年1-5月，这笔卖地收入进一步下降15.4%。

什么收入在增长呢？非税收入。2023年，宁波市的非税收入增长了7.9%，其中增长的大头并非很多人讲的罚没收入，而是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同比增长了18%），比如出租、出售政府大楼，出让公共交通线路经营权、 出让采矿权等等。但是，很明显，这笔钱是非常规、一次性财政收入，缺乏可持续性。

财政收入总体在下降，但地方政府却面临着刚性的财政支出。比如，地方公务员、教师的工资支出、退休人员的退休金、困难家庭的低保金，还有保障地方各级学校正常运营的教育支出，这些钱都没法节省。今年1-5月，宁波的教育支出119.5亿元，同比增长0.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43.0亿元，增长4.8%。

总结一下宁波过去两年的财政收入和支出的一些趋势：

基于企业和居民收入的税收在下滑，基于房地产市场的卖地收入断崖式下降。

财政收入增长主要依赖于非税收入，缺乏持续性。

财政支出具有刚性，主要支出项目不变或微降。

这种情况绝不仅限于宁波，今年的全国财政状况都在恶化：

1—5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96912亿元，同比下降2.8%。尤其是青海、山西、广西这些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财政收入下滑幅度高达10-20%。

怎么办呢？地方政府只能各出“奇招”，严查税收就是其中之一。

我跟某“百强县”政府内部人士聊天，发现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导致了很多次生灾害——

该县的经济基础并不差，有100万常住人口，GDP有800多亿，常年在“百强县”榜单上排名50名左右，有7家上市公司，每年自己造血的财政收入60多亿，上级再给50亿的转移支付。明面上的地方政府债务200亿，但如果加上城投公司有息债务，总债务有大几百亿。

但是，城投公司的各种融资渠道利率偏高。因此，地方政府还债务利息之后，维持运营都变得捉襟见肘，县城吃财政饭的人口有两三万，一年发工资的硬性支出就是二三十亿，还有教育、医疗、公共安全、社会保障等硬性支出，这些账一算，令人头秃。

债务负担泰山压顶之下，地方政府的各种动作都开始扭曲变形——

想办法让本地企业多交点税，这是最基本的操作。

还有拖欠供应商企业货款，拖欠编外人员工资，要求公务员、教师集资借钱给工作单位等等。

最后，地方财政问题不是政府自己的问题，而是演变为了营商环境恶化、公共服务缩水、民生保障下降等各领域的问题。

6月25日的审计署报告也披露了不少类似问题：

2021年至2023年8月，66个县挪用了19.51亿元的学生营养餐补助资金，用于偿还地方债务和其他支出；在中央政府严防隐性债务风险的背景下，24个地区所属国企通过金交所形成政府隐性债务逾120亿元。

地方财政问题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地方财政收入紧缩——被迫继续举债、严查税收——企业营商环境恶化——地方税源进一步收缩、债务压力进一步加大。

新一轮财税改革刻不容缓。

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权责长期处于不对等的状态：中央政府财力占比逐步提高，地方政府财力占比相对下降，但但财政支出的事权则较多留在了地方，央地财权和事权不匹配的问题持续加剧。

只有改变当前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不匹配的状况，才能从根本上缓解地方财政危机，为地方经济减负。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已经提出“要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