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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介绍

许纪霖

国家图书馆“文津奖”得主,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历史系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华东师范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现代中国与世界联合研究中心中方主任。主要从事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与知识分子的研究,以及上海城市文化研究,著有《脉动中国:许纪霖的50堂传统文化课》《安身立命:大时代中的知识人》《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中国知识分子十论》等。

提到传统文化,你脑子里第一时间出现的可能就是诸子百家、唐诗宋词,可能还有琴棋书画、节日风俗等等。

这些都是传统文化,但它们都只是传统文化的表象,如果从表象去理解传统文化,不免会感觉纷繁庞杂,不知从何学起,同时又会感觉与今天的生活不够契合。

如果能有一个系统性的框架,站在高处俯瞰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就会意识到,一个人想成为什么人,不仅仅取决于自己的意志,同时也受到基因和文化背景等因素的多重影响,而这个文化背景,其实就是中国文化。

我们每个人的血脉中都流淌着中国文化,这种文化是我们的基因,是我们的一部分。市面上有很多介绍中国文化和历史的内容,但是都没能很好地回答一个我思考了二十多年的问题:中国文化的生成结构是什么?

01

外儒内法

先秦百家当中,至今为止影响力最大的当然是儒家文化,但儒家文化却没办法代表完整的中国文化。不是所有的文化都称得上文明,中华文明作为一种能够对全球都带来普世影响的文明,是因为它包含了儒、墨、法、道等多种文化为一体。儒家文化作为核心,依旧需要和其他几种文化互补,才形成了真正普世意义上的中华文明。

就拿国家治理来说,虽然儒家是中国古代的统治意识形态,但不是所有皇帝都以儒家来治国,具体的统治之术,更多是运用了法家的逻辑,也就是外儒内法。

儒家提供的是一套合法性的统治理论,让民众可以自愿地服从君主的统治,而法家更多强调的是励精图治,雄心勃勃,为国家内部的强盛带来更多的底层动力。这样一来,国家既有了治理效率,也具备了安抚民心的口径。所以想要理解中国的哲学,就必须理解互补结构。

02

君主专制

提到中国文化的政治结构,很多同学会有一个印象,就是传统中国的政治结构就是君主专制。事实上,传统中国留下了三种不同的政治制度,中间的变化节点分别是周秦之变宋元之变。

在西周时期,国家还是封建制,经过春秋战国、东周以后,就进入了秦始皇的大一统时代,国家走向了君主专制。但此时的君主专制可以被叫做“开明的君主专制”,当时宰相的权力可以和皇权制衡,所以是士大夫和皇权共治天下。权力有平衡,自然相对比较开明,汉、唐、两宋都处于这样的政治结构之下。

但是宋元之变以后,蒙古人带来了绝对的君主专制。虽然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是个汉人,也在政治上也继承了元朝的方式,在他手上,宰相制度被废除了。所以中国传统的君主专制制度并非只有一个政治结构,而是多个,更好地理解政治结构的演化,才能更好地与现代化接轨。

03

人情社会

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

社会学泰斗费孝通先生对此提出了一个观点,中国古代社会的结构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差序格局”——也就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在周边形成一个有亲疏不等关系网的人性社会。

但如果我们提到西方社会,似乎给人的印象是更加重视契约和信用。

之所以会造成这样的差异,核心原因是因为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思想的核心结构高度一致,符合儒家的伦理秩序,在这样的社会里,所有人都生活在血缘和地缘关系之中,自然而言就更容易演化成人情社会。

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四大支柱,分别是家族、士绅、商人、江湖。

在儒家的理解中,血缘是核心,家族就是社会的基本单位。

地缘是血缘的延伸,在地方社会,士绅阶层就是社会的中坚力量。

明代以后,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逐渐上升,他们逐渐用金钱来交换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附庸风雅,把自己包装成文人,也就发生了士商合流。

江湖社会,很少人提及,但也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大支柱,江湖社会中曾涌现出了许多领袖人物,如刘邦、朱元璋等,江湖社会和朝廷之间的相互对抗,成为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第四大支柱。

这些社会结构看上去都已经是历史演化的产物,但是即便带入到今天,也依旧会给我们带来新的启发。比如近年来,我们强调要建立新农村、新型社区。

从历史演化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工程不能仅仅依赖政府,同时需要一种社会自发的自治力量,也可以被称为“新乡绅”。

2022年上海静默的两个月,除了政府的力量,各大社区都有无数的团长站出来主动承担社会公共职责,顺利帮助上海度过了最艰难的两个月,他们都是这个时代的新乡绅。从这个角度来看,传统和我们并不遥远。在现代社会之中,总是有各种中国传统的力量不断涌现与迸发出来。

04

文化灵魂

我们讨论了半天的中国文化,但什么才是中国?

有的同学会说,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14亿人口,具有独立主权,这就是中国。但是这样的一个中国在古代并不存在。同时,今天每一个国家都叫做民族国家,以民族来自我定义的民族国家才拥有主权,但是古代的中国也没有民族概念,中华民族这个概念还是20世纪初梁启超才引入中国的。

所以如何理解中国?五胡乱华也好,蒙古人入侵也好,满族人统治中国也好,最终入侵者征服了中国人的身体,但是在灵魂上却被中华文明所征服。王朝可以更迭,民族可以变化,但是文明意义上的中国,始终顽强地传承下来。

前后相继的历代王朝,连成了一个统一的连续体,这就是中国,王朝只是中国的肉身,文明才是中国的灵魂。所以中国其实就是一条贯穿于历朝历代背后的一条文明线。

05

文化鸡尾酒

清华大学历史系的雷海宗教授曾经说过,中国近代史以前的历史上碰到的敌人只有两种,一种是有文明没有实力的,比如佛教,那么只要把佛教变成中国的就自然化解了危机。另一种是有实力但没有文明的,那也很容易,虽然你征服了我的身体,但是我征服了你的灵魂,也化解了危机。

但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碰到的外敌,既有实力,又有文明,以至于到今天我们依旧没有化解西方文明对我们的挑战。有两种极端对立的看法至今非常流行,一种认为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只有死心塌地学西方,别无选择;另外一种则认为西方就是邪恶,中国有自己的文化,有自己的路要走。

而在我看来,二者都略显极端,因为他们的心智结构是同一个模式:坚信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非黑即白,完全对立,有我没他,有他没我。但是现实却是,中西文明各有所长,也都有自身的缺点。

我们这个世界,早已经是一个全球村。不仅贸易全球化,而且是文化的全球化。经过一个半世纪的开放,今天的中国哪里还有纯粹的国学,或纯粹的洋化?我们今天说的话,早已不是古人的语言,从语法到词汇,我们的日常语言已经借鉴了太多的外来元素。

两种文明一旦遭遇,不是东风压倒西风,或者西风压倒东风,而是冷暖空气对冲,一阵瓢泼大雨之后,最后必定是互相改造,内化为对方。

未来中国文化必定是动态变化的,会变成什么样子,完全取决于我们今天的选择。就好像是在调一杯鸡尾酒,一位好的调酒师,不会在心里存在好酒与坏酒的偏见,而会利用自己精妙的创造力,调配出最美味的一杯鸡尾酒,甚至化腐朽为神奇。

可能会有同学问,这样调和出来的中国文化,还是中国文化么?对此,其实儒家文化在历史的演变中,早就不断地去包容接纳道教、佛教等各种文化,今天的儒家文化,也不是最初的儒家文化。只要我们保留着中国文化的结构,对文化内容不断进行优化又有何不可呢?

所以中国文化的未来,一定不是宿命的,一切取决于我们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既不盲从,也不守旧,用包容开放的心态面对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才能调出一个真正好的中国文化。

这世界上可能有两种知识,一种是有用的知识,能够帮你更好地生存,但是还有一种,是好的知识,或许对生存不会起到最直接的帮助,但是却能够帮助你安身立命,寻找到生活的意义。

香帅对谈

香帅

70、80年代的这两代人,他们生活在一个特殊的历史交汇点,80后基本都生活在全球化的影响之下,受到很多西方文明的影响,但是,中国文化依然流淌在我们血液中。虽然对此我也有很深的体会,但有时后天的教育似乎压倒了先天的血脉。不过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很多东西又在复苏。当下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所有的价值观都遭受了巨大的挑战。在技术、政治、经济等各种冲击下,这些价值观变得碎片化。所以,我们需要回头看一些更深入的话题,与人的内心和本质相关。

您刚刚说起,汉唐宋和元明清不是同一个政治体制,您觉得这两个体制的区别在哪里?

许纪霖

主要是在政治结构的意义上的比较,这是一个中央集权、权力不断向皇帝集中的过程,但它并不是到元代才发生一个极大的变化。其实宋代的时候,皇帝的权力就已经开始集中,中央的权力增加,地方的权力减少。宋代皇帝的权力比唐代要大,中央的权力也比之前要大。但是因为宋太祖立了规矩:本朝永不杀大臣文官和言官。因为之前他自己是军人,黄袍加身,担心后面的人也会效仿他,所以他要保护文官,削弱武将的权力。虽然宋朝的士大夫和宋明理学能够一定程度上平衡皇权,但当时中央集权的趋势已经存在了。

香帅

您觉得元明清体制取代汉唐宋体制是蒙古人带来的偶然,还是一种必然?

许纪霖

外来的因素很重要。如果没有游牧民族的入侵,根据华夏汉民族自身的政治传统,形成绝对中央集权是很困难的。日本从未出现绝对皇权专制,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它从未受到过游牧民族的传统污染。至于是偶然还是必然,历史的发生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概率可以形成趋势,但并不意味着必定发生,当外在因素不断叠加后,在某一个时刻可能就会成为转折点。

香帅

亨廷顿说过一句话,中国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文明,这句话您赞同么?

许纪霖
 

是的,美国有一个政治学家叫白鲁恂,他当时就说,中国实际上是一个伪装成民族国家的文明国家。就如我之前说的那样,中国自视为一个文明国家,这个价值观念一直都存在。而且这个文明总觉得自己是中心,即便不是中心最后也想回到中心,这就是我们对待文明的方式。

香帅

当我对中国经济做判断时,其实是有一条底线的。从一个长期的角度来看,现代民族国家概念的形成其实并没有那么久,大约只有几百年。但我一直认为,中国在政体上比其他国家更早熟,这意味着在历经多次王朝更替的过程中,中国早早地就形成了民族国家的雏形。

从民族国家的角度出发,我认为执政的合法性主要来源于经济增长。这个观点在历史中也有迹可循。每次王朝的崩溃,多数情况下都与经济问题有关,这些经济问题进一步导致政治和社会问题。因此,我一直坚信经济增长是执政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但是,如果我们将其看作一个文明,情况就有所不同。就像您提到的四个支柱,我还需要进一步深入思考。如果一个国家是基于文明的话,其执政合法性的来源可能会更加多元化,对吗?对于现代国家,其基础支撑往往是暴力。但对于一个文明来说,其基础结构应该是最为坚固的。那么,这个最为坚固的支撑是什么呢?

许纪霖

支撑一个国家需要暴力和合法性两种要素。中国历史上,有两条路线的斗争:儒家与法家。儒家提供帝国的合法性,因为它重视民生,希望对老百姓好。例如,司马光是儒家代表,他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因为认为这种变法伤害百姓。儒家要解决的是民生问题、统治的合法性问题以及长治久安的问题。

法家与儒家不同,法家重视国家的利益,以国为中心。但实际上,每个朝代,甚至每个皇帝都有儒家和法家的影响,存在一种张力。这种张力取决于某一时刻的政策,偏向儒家还是法家,也受皇帝的好恶影响。王安石和司马光的争论代表了儒家与法家之争。王安石的变法可能只对国家有利,对百姓不一定有利。王安石与司马光之争,即便是今天的学术界也一样有两种不同的观点,我们也很难定性的都说究竟谁才是对的。

但是可以讲的是,儒家的民本主义传统在现代人道主义观念比较相近,法家的管理方法对现代企业的管理理念可以接轨,但其君主专制主义的理念与现代民主背道而驰。

香帅

我们都知道您的“新天下主义”的理论,在您看来,“新天下主义”的理论是偏向新儒家的观点,还是更多地融入了法家的概念?

许纪霖

法家的核心是关于国家的观念,而“天下”实际上代表的是全人类的观念,即世界主义、人类主义。法家谈论的是富国强兵,与天下的观念无关。在先秦时期的各大哲学中,没有谁是主要讨论国家的,他们都是从全人类的角度出发来探讨人性。因此,中国文明从一开始就不是基于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而是人类主义和天下主义。

现在,无论是中国、美国还是其他国家,民族主义意识都有所加强,甚至超越了民族国家的利益。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我提到“新天下主义”时,我想强调的是,并不是说民族主义不好,它当然有其价值,但我们需要一种可以与民族主义相对冲的思想。我始终不认为有哪一种思想是绝对正确的。如果只听取一种声音,那一定是有害的。

在如今民族主义这么受欢迎的时代,我们需要一种对冲的思想,这种对冲应当从中国的传统出发,即从全人类和天下的立场考虑。我所说的“新”是指,与传统的天下主义相比,新天下主义需要打破等级观念和华夏中原中心的观念。在当代,各个民族国家必须平等,这就是我所说的“新”。

香帅

我们这一代人正经历着巨大的价值观冲击和碰撞。在这种情境下,或许应该稍微脱离那些我们所熟知的世俗理性,回归到遵循自己内心,去追求更为本质的东西。中国这个概念,它是流淌在我们的血脉里面的。理解了中国,就理解了骨子里的自己,能够更为清醒地看待世界。

我们首先需要清楚地认识自己所处的环境。正如许老师所说,必须确保我们的判断方向是正确的。怎么确保呢?首先要明白历史的潮流所在,理解自己的位置和身份。许老师讲的内容并不是为了装点饭桌谈资而写,也不是用新名词来包装各种旧内容。这本书适合的是你在秋天的下午,坐在阳台上,与自己的内心、与自己成长的经历以及遇到的各种问题进行一次深入的对话。

您认为,中国的文化是如何吸收当前的强势文化,又是基于什么基础来吸收呢?

许纪霖

首先,所谓的强势文化应该是指西方文化。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影响实际上是一场遭遇战。当外来的文化入侵时,它不仅代表更高级的文明形态,还夹带着各种先进的物质享受,同时满足了人的某些内在欲望。因此,外来文化的传入不仅仅是因为它物质和制度的先进性,更是因为它能够征服人心,满足人的欲望。

中国历史上的两次大的改革开放,从1840年开始的第一轮,以及1978年开始的第二轮,都是在受到外部压力、尤其是文化的压力下发生的。而这两次的改革开放其实都是在开放之后才有的。这意味着,改革往往是在受到外来文化冲击后,为了适应新的环境和挑战而进行的。

然而,中国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并不是完全的被动。在吸收的过程中,中国有其独特的方式去融合、改造并再创造。这种双向的改造过程意味着,外来文化在中国会发生变化,同样,中国的文化也会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

以服装为例,如今我们所谓的中山装,其实是西化之后,经过中国化的产物。而日本的和服,虽然现在被认为是日本的传统服饰,但其实它的起源与中国有关。这些例子都说明了文化交流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外来的东西被本地化,本地的东西也被外来化。

所以,在今天的世界里,没有绝对的“西方的”或“中国的”。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影响、融合的文化环境中,可以说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香帅

人类现在接受信息的方式变了,金句大为传播,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许纪霖

我刚刚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互联网的发展迭代更新以及知识分子的边缘化的文章,在其中我也分析了这种文字符号衰退的现象。对于知识分子来说,BBS年代无疑是他们的春天。那个时候,我与刘擎老师一同负责了一个名为“世纪中国”的网站,它有一个极具影响力的BBS版块,称为“世纪沙龙”。

在那个年代,BBS的形式强调说理。人们可以写上千上万的字,以这种大段的方式彼此进行辩论和讨论。但随着微博的兴起,受限于其140个字的限制,知识分子的声音逐渐被挤压,转而变成了网络意见领袖的时代。在这样的环境下,知识分子很难在这么短的字数内详细阐述自己的观点,他们只能简短地表达一个立场或看法。

更进一步的,如今我们又步入了短视频的时代,这一变化使得传播的空间更为狭窄。现在的年轻人大多数时间都在刷短视频。有一次,我推荐给一个90后读者一篇大概只有三四千字的公众号文章,但是他认为这篇文章太长,没有耐心读完。

他们获取的知识大都来源于短视频,最终能记住的,往往只是那些简短的金句。这些金句虽然在短时间内可能产生较大的影响,但它们其实都是碎片化的存在,之间并没有实质性的逻辑联系。

真正的知识或学问,如物理,它背后有一套完整的逻辑和结构。与此相反,金句更像是一个个独立的信息点,它们之间没有逻辑关系,都是碎片化的存在。如果年轻一代长时间沉浸在这种环境中,他们可能只会重复些金句,而缺乏深入和完整的思考能力。

香帅

现在90后、00后的文化越来越多元化,作为他们的长辈,我们应不应该融入和接受他们的文化环境?

许纪霖

当代中国存在三代人并存:50后、60后为老一代;70后、80后为过渡代;90后、00后为新一代。这三代人之间其实存在巨大的文化鸿沟,要完全弥补这个鸿沟是非常困难的,重要的是彼此理解。

比如家长在与孩子沟通时,需要避免使用权威的方式,因为现代孩子非常反感权威。家长应该采取分享和陪伴的策略。分享意味着以平等的态度与孩子交流,使用他们熟悉的语言;而陪伴则意味着要对他们的兴趣有所了解,如玩的游戏、追的明星或二次元文化。如果家长表现出对这些兴趣的关心和了解,孩子也会更愿意与其交流。

我现在有很多的80后以及90后的朋友,他们也让我对年轻一代的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比如元宇宙、ChatGPT,其实这些事物老年人是不敏感的,反而是越年轻越敏感,所以当你和年轻人同步的时候,其实也是你和时代的和解。

香帅

在今天这个时代学习传统文化,有没有可能从里面挖掘出帮我们赚钱的点子呢?

许纪霖

对待传统文化应该像对待血脉中的自己一样,不应仅仅考虑从中赚钱。将赚钱与学习传统文化放在同一个维度,我认为是两个不同的跑道。如果你的主要目标是赚钱去学习传统文化,我可以负责地告诉你,这样的做法将不会有任何收获,甚至建议不要学。

在世界上,有些知识是直接有用的,可以帮助你赚钱,例如金融知识。但传统文化,尤其是人文类的,不属于这种直接有用的知识,它属于是“好的知识”。虽然传统文化不能直接帮助你赚钱,但它可以让你成为一个心灵健全的人,帮助你找到生活的意义,通过了解它,你可以更深入地了解中国。

这种对中国的理解,包括市场、人民、政治和社会等,虽然不能直接帮你赚钱,但如果因此对中国的市场、社会和政治有了更深的认识和判断,可能在你不知不觉间就赚到了更大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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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涯

唐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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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金融学者,香帅数字经济工作室创始人,香帅的金融江湖公众号主理人,香帅的北大金融学课主理人,年度财富报告主理人,曾任北京大学金融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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