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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日用即道:改革中的世俗理性

十年之前

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

我们还是一样

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

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

 

十年之后

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

只是那种温柔

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

 

—— 陈奕迅《十年》

 

前言:十年

 

大约十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百姓日用即道:改革中的世俗理性》。那是2013年,我回国的第三年。那年年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从知识界到工商界,体制内外,都情绪饱满充满张力,期待在35年后改革再出发。当时我还是北大一个年轻的助理教授,每个毛孔都流淌着传统北大人的“激扬文字,挥斥方遒”。

 

身边朋友有人参与了十八大文件经济政策部分的撰写,封闭式干了半个月,据说条件还挺艰苦。伊虽然嘴上自嘲是“自干五”,但可以感觉得出来,心实窃喜。毕竟,“为生民立命,为天地立心”的国师梦,是几乎所有传统中国士子血液里的情愫。 

 

那些年,其实是中国从工业化转向城市化,从制造走向服务的开始。那些年,中国制造业的就业人口占比已经开始下降,(真实)工业增加值开始落后于服务业增加值的增速,尤其是人力资本密集型的服务业,i.e., 信息技术,医疗,教育,金融,狂飙猛进,人口快速从小城镇向大城市流入。更巧合的是,这个转型和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落地应用铆合得严丝合缝,“平台经济”像春风卷过荒原,诺大的中国开始成为互联网独角兽的饲养场。 

 

那些年,大国大城的雏形正在出现。我们不担心被大风吹倒,只担心风不够狂野,吹不到我们的骄傲放纵。那时候,我们都年轻,空气中都充满了膨胀的欲望。 

 

转眼十年。 

 

想起了杜拉斯《情人》的开篇,那段小资和伪小资都倒背如流的文字: 

 

“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为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 

 

百姓日用即道:改革中的世俗理性

 

这几天要是不讨论一下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感觉就像脱离了群体生活。前瞻版、回顾版、科普版、豪情版……套用武侠小说的一句话便是:“一时间江湖上人声鼎沸。” 

 

有人重上莫干山,再登巴山轮,指点江山,挥斥方遒(注:莫干山会议和巴山轮会议均是中国30年改革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讨论会议,对中国改革进程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同时促使一批后来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实践中坚力量的学者和官员,如周其仁、张维迎、周小川、楼继伟、郭树清等登上历史舞台);更多的人则翘首等待另一次历史性的三中全会来打破目前经济改革的僵滞局面。 

 

对于过去30多年改革历史的回味当然让人血脉贲张。从1978年开始,中国共产党的三中全会一直有讨论决定政府重大经济政策的传统: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拨乱反正,工作重心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正式确立“商品经济”地位和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方针”;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正式承认“私营经济”的合法地位。每一次都是领导层以务实的态度,来实现他们带领这个国家的人民走向繁荣富裕的承诺。这样的全会后,整个社会迸发出巨大的创造力和热情,实现了社会主义框架内相当程度的市场化转型,使得一个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大国从贫穷萧条转变成为最富活力的市场经济体之一。 

 

这样的历史体验,自然让人对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满怀期待。尤其在当下“渐进改革”逐步进入“渐渐不容易推进改革”的这样一个时期,快速的不均衡的经济发展伴生着贫富差距的拉大,庞大既得利益的固化以及权力滋生的腐败,更让人们产生了“重启改革”的憧憬。 

 

然而人们有时很容易被似是而非的逻辑所误导:30多年来中国历史之所以伟大,未必是哪一届三中全会策划和设计的结果。相反,或许是历史的伟大成就了这些会议。那么,我们进一步要追问的命题应该是:究竟是什么成就了这段历史的伟大? 

 

以史为鉴,就必须溯源而上,追究湮没在历史细节中的关键。认真审视刚刚发生过的这一切,我们会发现:从1978年开始的这一段历程,是一个自下而上再自上而下的渐进学习的过程。其中有一个被坚持的原则,就是整个国家在经济生活中重新努力向“世俗理性”靠拢。 

 

所谓世俗理性,简单地说就是从生活经验的“俗”出发,以“士”的方式加以诠释固化而成“礼”。根本上就是基于现实社会的实用主义。由于文明的早熟,中国从来是世俗文化的原乡,被称为“精英”的士大夫阶层,也从来都是实用理性的贯彻实施者,对此,最坦率和最精辟的表述就是明清理学家们提出的“百姓日用即道”。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一直贯穿着这个民族几千年的历史。 

 

有一点要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在早期阶段,尤其是延安时期的施政方针,是最具世俗理性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打土豪,分田地”,都是实用主义的精彩表达。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建国初期,直到上世纪50年代末为大跃进所中断。 

 

而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期的改革,恰恰是世俗理性的回归。这一点,从1978年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便初见端倪。当“实事求是”这四个字被定义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时,很明显,“实际”、“实用”已经取代了极端理想主义,成为衡量“事实”的价值判断标准。 

 

这一价值取向,接下来在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则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和大多数人想象的不一样,这份被视为中国历史转折点的纲领性文件,其实并没有给出关于改革的路径设计和宏观战略,它只指出要“多方面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领导层明白自己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未知数,因此不轻易划定界限,而愿意将一切放在实践的检验中。 

 

这分寸把握间透露出的政治智慧,的确是中国世俗理性传统的一次生动诠释。而重回中国政治舞台中心的邓小平,更是中国世俗智慧的大师级人物,他的许多言论至今广为流传,比如“不管白猫黑猫,会捉老鼠就是好猫”,“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摸着石头过河”,都充分体现了实用主义的精髓。 

 

实际上,在改革前20年的时间内,不管是领导层在执政实践中体现的灵活性和适应性,还是普通百姓在相对宽松环境下的行为实践中发挥出来的创造性,实际上都在对世俗理性做最好的诠释。 

 

土地制度的变化就是其中一次典型表现。1980年时,城市土地仍被明确规定是全民所有,不允许流通转让。当外商开始有规模地投资设厂时,问题出现了,建厂房要地,但地找谁要?又怎么要?领导层没有关门搞头脑风暴,而是观望四周,深圳特区的经验于是进入视野,把土地的产权和使用权从概念上做切割,以使用权的名义将地租赁给开发商。这一举措,由于可操作性强,迅速在各地流传开来,直接导致中国引进外资的一个高潮。而相关土地使用权租赁的立法,一直到1987年才被通过。

 

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企业股份制改革也是这样一个路径。当政府和经济学家们还在为产权问题争执不休时,山东一个不起眼的小城——诸城已将其288家国企中的272家完成了股份合作制的改造,然后一些中小型城市如广东顺德、四川宜宾、江苏南通等也实施了相似的改造。而同期拥有众多大国企的上海则走了另一条路径,成立政府代理机构“国资办”,以有政治约束的政府出资者身份出现,直接管理国有企业,省去了很多繁琐的审批手续,提高管理效率,以很小的政治成本暂时解决了国有企业“所有者缺失”的问题。 

 

诸城和上海的实践最终被采纳认可,这也就是1998年朱镕基任上“抓大放小”国企改革思路的来源。这些举措都没有一个“纲领”来指导,而是在基层慢慢摸索试错,然后逐步推广的。 

 

在《改革的逻辑》一书中,周其仁教授说:“改革就是把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合法化……决策人和决策机关眼睛向下,实行一种当年万里副总理讲的‘事后承认主义’,先各地试验,地方承认,逐步被吸收为中央政策,最后立法承认。”,讲的就是同样一个道理。 

 

世俗理性的根源就是人类承认自身知识的局限,不轻易以一己之见来做普适真理。

 

如果以时间纵轴看历史,我们会发现惊人的相似:老子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王阳明谓“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毛泽东提出“实事求是”;邓小平要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而从时间的横轴看世界,我们同样发现有趣的巧合:亚当·斯密提出市场是人类社会资源配置中“看不见的手”;马歇尔认为市场资源分配的根本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市场均衡价格;哈耶克论述计划经济的假设前提就是有一个“全能全知的价格计算系统”来设计经济运行,而市场价格则是通过汇集各种不同信息,来实现社会经济资源配置的优化。 

 

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敬畏人类智慧的共性:跨越巨大的时间空间沟壑,古老的东方政治哲学思想和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以一种奇怪的方式相容相通在一起。 

 

承认认知局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对于处于权力架构上层的领导者来说。这一点上,改革早期和中期的中国领导层尤其显得可贵。他们坦诚地表示自己在市场经济建设上的经验欠缺,对于如何领导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进行社会主义框架下的市场经济改革,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模式可循,更无从制定周详的计划。所以他们回到世俗理性,以基层实践作为自己制度变迁的法则。幅员辽阔的人口大国最大的特征就是多样性:不同的气候、语言、风俗和经济环境,信息不对称差不多是必然结果。然而,对于每个微观的个体(家庭、企业、地方等)来说,改善生活是本能的追求,一定会有人因地制宜地想办法,这差不多是经济学中给定约束条件利益最大化的现实应用。而在国家层面最优的选择则是支持保护好这些改革的外部环境,疏通引导这些自发改进措施,提炼出更有普遍意义的政策立法。 

 

哈耶克有一个词叫做“致命的自负”,用来描述计划经济“中央设计者”所假定的全能全知,这正是计划经济失败的根源。而市场经济得以存在的终极原因则是个体甚至集体的认知局限。我们面临的危险是,当已经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功时,我们可能以为已经找到通往真理的唯一道路。激进的“市场主义”者急切地要通过“理性设计”改变现行市场的不完美,同时绝对的“现实主义”者宣称已经找到人类历史上最完美的制度构架,无论是哪一种观点,都不过是“致命的自负”在不同意义上的表述。 

 

市场经济不是一个封闭的静态过程,而是一个开放的集体学习的演变过程。到今天为止,我们对于自己如何在一个全新的情况下建立市场经济,也知之甚少。我们所知道的这样那样的理论和观点,都只是代表了对历史和未来的某种理解。太过执拗,其实是忽视了我们对历史和未来的无知。如果我们肯正视自己的无知,那么我们也许能承认,“摸着石头过河”所代表的世俗理性其实比“顶层设计”要来得实在可靠。 

 

事实上,底层的实践者总是比顶层的设计者要更早、更快摸到石头。领导层所要做的,是对众多底层实践进行去粗取精的筛选,并将其纳入合法化的框架内。这正是历史告诉我们的:成功的改革,其实是最朴素的原则——“百姓日用即道”的适用。

 

香帅

2013年11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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