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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辑整理自上海国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周道洪在首届最佳国资基金管理人颁奖典礼暨 2021 国资基金（台州）高峰论坛上的演讲。

作者：周道洪

上海国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1、变化｜分化｜进化

地方经济发展是大棋盘中的小棋局，不仅要埋头苦干，耕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更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抬头看路。如何研判当前国内外大势？我概括为三个关键词，即变化、分化、进化。

首先是变化。我们正处于一个剧变的时代，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性。尤瓦尔在《未来简史》一书中说：人类过去的几千年里从来没有过像今天这样，没有人知道未来的30年会发生什么。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机遇与挑战，繁荣与风险，从未像今天这样密集交织、纠缠不休。

一方面，新技术新机会都在向阳生长。从全球范围看，经济服务化、金融化、数字化（信息化）三大发展趋势仍在持续深化。服务化、金融化趋势已经清晰可见，这里重点强调一下数字化。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踏浪而来，特别是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以基因工程为代表的生物技术，深刻影响着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变革。当前，新技术加速迭代更新，数字经济崛起，从互联网到产业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数字货币、元宇宙（虚拟现实）……世界进入到智能化时代，这是十倍速变化的大时代，新的要素是数据，新的基建是算力，新的内燃机是算法。数字化时代正在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和组织模式，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一股重要力量。

另一方面，风险与摩擦也在滋生扩大。经济全球化遭遇更多逆风和回头浪，出现退潮降温，全球治理体系和经贸规则面临深刻变化，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科技竞争加剧，产业链安全面临严峻挑战，地缘政治冲突频发，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徘徊于修昔底德陷阱边缘，从贸易战、科技战到技术脱钩、断供，2020年至今的一场百年不遇的疫情席卷全球，直接把不确定性模式开启到了极限档，危机模式下本该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觉醒，现实世界却是各种撕裂、对抗、甩锅……

而当全球深陷疫情泥潭时，中国却让世界刮目相看：2020年初防疫政策快速落地，仅三个月就控制住了疫情的蔓延；2020年底全面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0全年经济增长达到2.3%，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我国未来的增长空间和潜力仍然巨大，基本盘和基本面比较扎实，也有一些预期向好的自变量。我国人口红利衰减后，创新红利、资本红利、市场红利、改革红利四大红利有望接续发力。一方面，我国拥有14亿人口、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的超大规模市场，拥有最全门类、最广泛供应链、最少配套成本的产业基础，拥有庞大的人才红利、人力资本红利和工程师红利的转化潜能。另一方面，有些问题看起来是挑战，其实也是未来发展的战略空间，如内外经济结构失衡、区域经济的势能差、东中西部地区的差异、城乡结构的差异等。我们预判，未来有机会在中国诞生世界级经济圈、世界级大市场、世界级大产业、世界级大企业、世界级大资本。

当然，站在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上，我国正在开启的新征程也并非坦途。起步阶段，一系列政策密集变化的视觉冲击和压力测试接踵而来：三胎政策；大刀阔斧攻坚教育、医疗、养老、住房、就业等民生问题“新五座大山”，学区房、K12教育、校外培训、娱乐游戏整治，医药集中采购，乡村振兴，房住不炒，房地产税试点；环保加码，双碳目标；互联网平台、产业领域反垄断；数据安全，隐私保护；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等。

如何看待这些政策变化？从国际环境看，形势风云变幻，贫富两极分化的世界难题日趋尖锐；从国内情况看，过去十多年经济增速持续放缓，存量经济主导特征明显，人口趋势性逆转，环境承载压力加大，民生问题突出，经济结构性失衡，地区、城乡、贫富等各种差距拉大。国内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阶段发生变化，从数量、速度转向质量、效益、绿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顺应这些变化，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出现新变化：从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到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实现共同富裕。发展的深层逻辑也随之改变：从外循环到以内循环为主，从效率到公平，从侧重资本到保护劳动，从经济发展到民生改善、环境保护等。

其次是分化。两极分化、二八分布是市场经济环境下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现象。本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金融化、服务化、数字化的发展，分化的趋势不断加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低收入国家差距拉大，甚至发达国家之间开始分化；国家和地区分化，区域之间差距也在拉大；产业分化，传统产业与创新产业、线下经济与线上经济日趋背离，冰火两重天；经济结构性分化，实体经济与资本市场一半风雨一半晴；大企业与中小微企业分化，科技企业与传统企业分化；收入分化，不同国家、地区、行业收入差异天壤之别……疫情常态化模式下，全球经济K型复苏进一步分化趋势。国际国内反垄断或将某种程度上改变市场竞争格局，但无法改变经济分化的演变趋势。

尤其是日益加剧的贫富分化，已经成为各种分化趋势中极尖锐的全球性问题。据瑞士信贷《全球财富报告2021》，2020年全球12.2%的人口拥有84.9%的财富。2020年联合国称，世界不平等状况“正在加剧并处于历史最坏水平”。以美国为例，十年前全美最富有的10%人口控制约60%的财富，2019年上升到70%，疫情后高达80%，而美国前1%的超级富豪的财富超过中间60%的家庭的财富。近年来西方整体社会思潮从自由主义向社会民主主义偏移，极端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运动抬头，国际右翼政治势力上台，都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对于贫富分化这个社会病，欧美显然没有解药。

就贫富差距而言，我国财富差距情况处于世界中等偏低水平，但快速上升，财富基尼系数从2000年0.599升至2015年0.711，随后降至2019年0.697，2020年再度升至0.704。2020年我国财富排名前1%居民占总财富比例升至30.6%。收入差距方面，我国收入基尼系数和高低收入比处于世界中等偏高水平，近年来有所缩小，收入基尼系数维持在0.46-0.47区间，高于国际警戒线0.4；2013-2020年高低收入比均值为10.64，在较高水平区间运行。与此同时，随着我国存量经济主导特征日趋明显，各种分化纷至沓来，深度分化的背后是，人口开始趋势性逆转，人口红利逐渐衰减，刘易斯拐点来临。

存量经济时代，我国经济分化的显著特征就是规模经济效应凸显，行业集中度提高，头部企业崛起。中国企业500强入围门槛连续19年提高，2021中国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89.83万亿元，达全国GDP总量的88.4%；目前我国4300多家A股上市公司，占全国企业总数万分之一，但总市值接近90万亿元，达GDP总量约90%。从《财富》世界500强演变趋势看，2000年我国上榜企业仅10家（当年美国179家、日本107家），2011年58家，不到美国一半；2020年133家，居世界第一；2021年高达143家。

最后是进化。每次危机、转折其实都是难得的压力测试和复盘机会。面对急剧变化的外部环境，熵增走向无序，内卷自寻烦恼，躺平没有前途，创新才有出路。应对变化、分化，关键要思想破冰，理念创新，思维进化，行动进步。正如何帆《变量2》所说的：海里的水多，我们就当鱼，待在水里；海水退潮了，我们就上岸去，把自己进化成两栖动物。物竞天择，进化是时代永不停止的旋律。进化之于宏观经济，是创新驱动和转型升级，于企业是战略转型，于投资人是价值底层逻辑重置，于普罗大众是思维方式转变——

如何转变思维方式？

1.培养成长性思维。

“变化最大的危险不是变化本身，而是仍然在用过去的逻辑做事”（德鲁克）。旧地图不能发现新大陆，刻舟求剑只会是一场空。环境已经变了，我们不能固步自封，拘泥成法，要跳出舒适圈，改变惯性思维，培养成长性思维，深度思考，向上生长。

2.上帝视角。

寻找新的锚点，重建坐标，要立足未来看当下，站在明天看今天，从上帝视角把握现实世界演变趋势，审时度势，因势利导，顺势而为，乘势而上。

3.方向对了，就不怕路远。

运用概率论看问题，确立总量概念，抓主要矛盾，看主流、潮头。

4.透过现象看本质。发现事物的本质规律。

5.秉持长期主义，守望核心价值。

要改变机会主义的思维，要找准向上向善的方向，往心里感到踏实的地方走，用长远眼光看问题做选择，懂得延时满足。要重新认识时间的价值，做时间的朋友。

6.坚持底线思维，寻找安全边际。

“一鸟在手，胜过二鸟在林”。存量经济时代，地主家也没有余粮，现金为王，资本为王，价值为王，生息资产、流动性、护城河和盈利性成长备受青睐。任何时候都要打足余量、留出空间，保持冗余和弹性，做好应对极限挑战的准备。

2、创新｜资本｜人口

一个城市、区域、国家的经济增长，短中期看需求侧“三架马车”——投资（资本形成）、消费、净出口，长期则取决于供给侧“三架马车”——创新（包括技术、制度、管理、组织等创新）、资本（资本积累）与劳动（人口）。从需求侧入手，可以治标，促进短期增长，而从供给侧入手，才能治本，实现长期繁荣。新供给经济学认为资本（包括土地）、劳动等是增长的要素，制度是增长的条件，技术是增长的根本动力。可见改革、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必由之路。

过去是一面镜子，映照诸多启示。2010—2019年我国GDP年均增长7.7%。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肖宏伟研究了这十年间动力内在结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从需求动力看，我国呈现出消费和投资推动型增长模式。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58.7%，资本形成总额贡献率为43.2%，货物和服务净出口贡献率为-1.9%，即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架马车分别拉动经济增长4.5个、3.3个和-0.2个百分点，表明2010年以来经济增长需求动力主要源于消费和投资，净出口的贡献率为负。需求动力转换特征明显，正由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转变，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呈稳中趋降态势，从2010年63.4%降至2019年31.2%，2020年因经济刺激升至43.1%；从要素动力看，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积累拉动。其中资本积累贡献率为71.4%，劳动力数量增长贡献率为1.6%，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为27.1%，即资本积累、劳动力数量扩张和全要素生产率分别拉动经济增长5.5个、0.1个和2.1个百分点，表明2010年以来经济增长的要素动力主要源于资本快速积累，其次是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劳动力数量增长贡献较小。进一步分析，要素动力开始出现资本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的趋势，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从2012年80.6%降至2018年65.6%，2019年小幅回升至67.0%。

进一步拉长时间，改革开放前30年，需求动力主要靠出口和投资，要素动力主要靠劳动力数量增长和资本积累。过去10多年，需求动力中的出口和要素动力中的劳动力数量增长贡献锐减，净出口贡献率转负，劳动力数量增长贡献率2018年出现负值。当中二大逆转值得关注：一是经济循环方式逆转。从以出口为导向的国际大循环走向内需为主的国内大循环；二是经济要素基本面逆转。但在较长时期内，我国经济仍将维持要素驱动模式。在变化和分化的背景下，地方经济发展需要念好创新、资本和人口三本“真经”——创新既是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也是思维方式和行为范式，人口要素是经济长期竞跑决定性的终极变量，资本是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的重要引擎——供给侧的资本（资本积累）与需求侧的投资（资本形成）“二架马车”均与资本有关。应对当前经济下行的燃眉之急，人口和创新都是慢功，而资本见效是最快的——深入推进资本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资本积累，提升资本效率，同时需求端激活民间投资热情，提高投资的有效性，大力促进资本形成。

先说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创新是从根本上打开增长之锁的钥匙”。近年来，我国人口红利衰减后，创新红利开始接续发力。我国科技人力资源超过8000万人，工程师数量占全球1/4，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达59.5%。当然，也要看到，我国依然面临诸多瓶颈因素制约：关键核心技术上，与国际差距大；科技投入强度与美、日仍有一定差距；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短缺；科技成果与需求脱节，科技成果转化率不足30%，显著低于发达国家60%—70%的平均水平。

未来十年可能是中国科技的黄金十年。从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共同富裕、双碳目标；从卡脖子、国产替代到硬核科技、自主创新；从固链、补链、强链，到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创新是必由之路。创新、变革是存量经济时代的向阳面，是弄潮儿和先行者的新世界。当然，陷阱与问题也会与创新结伴而来，市梦率的神话也许还会重现，但树不可能长到天上，“毒”角兽最终会露出獠牙。存量经济时代，一切创新都要回归商业的本质。

再说资本。一个国家、地区或城市的经济成长和高质量发展，充实权益资本是王道。总结美国创新产业发展的经验，归根到底是一条：拥有超过经济总量的权益性长期资本、创新资本。对我们的启示是，要有百亿元量级的资本力量。

从资本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大改革，围绕权益性长期资本、创新资本形成和积累机制来推进经济领域特别是金融领域的改革，为我国充实经济权益资本引入源头活水。从资本端看，国家坚持“房住不炒”后，作为过去支撑经济繁荣的土地，逐步退居二线。当前的关键是发力资本市场，挖掘国资国企和居民储蓄这两座“金山”，加快权益性长期资本、创新资本的形成和积累：

1.先看量大面广的国资国企。2020年我国仅国有企业、金融国企资产总额即达591.7万亿元，国资权益总额达98.7万亿元，分别是经济总量（GDP）的5.85倍和0.97倍。要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强化所有制中立和竞争中性，以混合所有制为突破口，真正落实“以管资本为主”，加快国企资本化进程，探索国资基金化运作。

2.再看储蓄。2020年本外币存款余额178.4万亿元，居民储蓄约93.44万亿元，国民储蓄率约45%。推动储蓄向权益投资转化是一大难点。长期以来，我国政府投资占主导地位，民间投资增长动力较弱，资本形成和积累不畅。就民营资本而言，市场准入门槛高，存在“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等各种显性和隐形壁垒，加之融资难融资贵、抗风险能力较弱、商务成本高等影响，民间投资相对不足。

创新和资本是经济发展中至关重要的两大要素，两者的融合尤其重要。第四次工业革命开启了科创大时代，科创产业不同于传统的第二产业，经济组织方式、运营管理模式都发生了变化，它融合了二产和三产，兼具二、三产业的特性。而科创产业的发展也离不开资本市场的“神助攻”，需要一整套风险投资机制、科技金融机制，需要天使资本、风险资本、创新资本的强力支撑，需要资本市场提供融资端口和退出通道。而且资本要形成生态，覆盖创新活动全链条和全生命周期。2018年以来，我国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推动了一系列资本市场创建以来最深刻的变革，科创板扬帆起航，创业板实施注册制，交易所三胎落地，北京证券交易所横空出世。

最后是人口要素。一个城市、地区和国家的经济发展，长期看，人口要素才是决定性的终极变量。日本“失去的三十年”，人口结构逆转的基本面因素是症结所在。

改革开放前30年，是人口红利持续发力的30年。1979年，我国总人口34.2%为青壮年劳动力（15—30岁），高达3.33亿，人口年龄中位数仅22岁。此后，我国劳动适龄人口比重持续上升，社会总抚养比不断下降，形成高生产率、高储蓄率和较高资本积累（三高）相互叠加、强化的局面，由此推动了经济持续繁荣。这是一个遍地黄金的时代。分水岭出现在2008-2010年，2010年人口红利登顶后，人口也出现趋势性逆转，此后我国经济进入下半场，增长逐年下行，陷入长期、深度调整，存量经济主导特征日趋显现，进入炼金时代。

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非常及时，2010-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比重连续10年双降，劳动年龄人口减少4000多万，到2020年我国新出生人口1200万，生育率降至8.50‰，已进入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行列，总和生育率甚至跌至1.3，低于发达国家1.6，甚至低于老龄化最严重的日本，远低于2.1的世代更替水平，且已越过1.5的“低生育率陷阱”；2020年目前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18.7%，接近中度老龄化（20%），我国已无限逼近人口悬崖，步入刘易斯拐点，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情况下, 过早出现劳动力供给下降、老龄化加速和低生育率、低出生率等严峻情况。这就不难理解2021年6月国家鼓励三胎政策来得如此急迫。

可见，形势正在起变化。美国学者哈瑞·丹特所称的人口悬崖与刘易斯拐点这对孪生兄弟已经结伴而来。这是我国经济发展肉眼可见的重大隐患。即使我国仍然是第一人口大国，农业劳动力占总就业人口比重超过35%，但人口悬崖近在咫尺，一旦人口负增长拐点到来，经济发展路径将被刘易斯拐点彻底改写。

从过去十年间各地经济表现看，人口因素和经济发展互为因果相互强化。我国人口流动“孔雀东南飞”现象突出，南北经济差距拉大，2020年南方地区经济总量约占全国65%；2020年十大人口净流入城市分别是上海、深圳、北京、东莞、广州、天津、佛山、苏州、宁波和杭州，全部来自经济最活跃的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经济圈城市群。这三大城市群以全国5%的土地，吸纳约24%的人口，贡献约四成经济总量；2020年23个省会经济首位度超过20%，省会城市经济、人口首位度双双提升；2010-2020年超20%的省会人口首位度由6个增至10个，超15%的由12个增至21个。

2010-2020年我国人口流动的大背景是城镇化提速和劳动人口下降。十年间劳动年龄人口减少4000多万，城市农民工锐减，仅2020年即减少517万。从人口变迁看，过去是人口增长和存量人口流动并行，人口流动反映为跳跃式城市化，直接流向沿海地区；现在是存量人口阶梯性流动和城镇化驱动，大量中小城镇人口净流出，且集中流向省会和一线城市，而三四线城市则受益于农村人口就地城镇化。

人口流向的方向，盛产繁荣。当我们说一个地方人口流入、流出时，其实在说它们的经济前景。人口流动促进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是各地经济发展重要的市场调节因子，人口流入往往意味着更多的劳动力、消费、投资和技术，所以地方之间长期经济竞争取决于人口增长，2019年各地上演“抢人大战”，其实都是在拼经济。广东常住人口增量第一，浙江人口净流入量第一，二地人气最高，经济也颇具活力。

广东“双子星”深圳、广州经济成功转型，十年人口增量分别达713.61万和597.58万，居全国城市前二位。广东第三座人口超千万的城市东莞，十年间人口增加225万，2020年常住人口总量达1047万人，GDP也即将跨入万亿俱乐部。浙江“双核”杭州和宁波GDP总量占全省40%，人口流入也占2/3。成都、西安、郑州、合肥等活力之城崛起，人口增量居功至伟。成都十年人口净流入581.89万，2020年常住人口2093万，跻身四大常住人口2000万+城市行列，经济也持续攀升。西安十年新增人口448万，常住人口达1295万，经济也可圈可点。郑州常住人口规模（1260万）大幅跃升，首度晋级全国十强。创新之都合肥十年常住人口增量366.79万，达936万，超过南京931万，惊不惊奇？！

人口既要看总量，更要看结构；既要看人口净流入，更要看常住人口、户籍人口增量。2020年上海人口净流入958.84万，全国最高，但十年常住人口增量仅185万。2020年天津人口净流入453.65万，十年人口增量仅92.78万。深圳人口净流入第二，十年常住人口增量第一。再看劳动年龄人口占比，深圳、广州分别达79.53%、74.72%，苏州约70%，浙江67.86%，远超全国63.35%的平均水平。

区域、城市当下的人口战略，将是各城市一、二十年后实力地位的信号灯。

3、地方经济增长四大攻略

地方经济发展工作千头万绪，各地政府为了抢项目、拼经济、招商引资都很拼，公务员拿着基础工资，“996”没日没夜的干着基金经理、投资银行的苦活。那么，面临经济大考，地方经济怎样取得好成绩？当中的秘笈就是：首先确立总量概念，划重点，找到支点和抓手，然后就要“抓大放小”，把90%的精力放在10%、20%最重要的事情上，聚焦发力。

就我的经验，提供四条攻略：

一是人口导入大方略。人口集聚能力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地方经济发展的潜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大计要从人才战略、人口战略开始，要出台针对性的生育鼓励政策和各类人才落户政策，做大户籍人口增量，提升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实现人口持续净流入；要通过新型城镇化让更多农民成为产业大军，延长人口红利；要发掘工程师红利、创新红利，提高人口红利质量。

二是资本积累大思路。面向境内外资本市场，大力吸引境内外资本竞相集聚，累积与当地经济总量规模量级相当甚至超过的权益性长期资本、创新资本，加快证券化进程，聚焦发力上市公司，实施市值倍增计划，提升城市市值；引进各类金融分支机构、投资机构、基金管理公司、基金，吸纳国内外资本；引导本土企业扩大投资；活跃创新、创业氛围，助力本地资金资本化转型；国资国企改革落实管资本，充当母基金、种子资本，发挥放大和引领功能。

三是园区经济大文章。园区经济是创新发展的CPU，新兴产业培育的主战场，地方经济发展的动力源和助推器。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经济约60%从园区产生，长三角地区，园区经济对于经济总量的贡献已达40-50%。科创成为产业，要立足技术创新，面向用户和市场，进行系统性、结构化安排，集结政府、大学及科研院所、各类企业、各类资本等方面力量，构建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前沿治理模式，园区是极好的承载平台。

我国园区经济日益走向产城融合发展。要创新园区制度安排与供给，建立跨行政区域的GDP、财税、降耗等分享机制，协同解决要素资源缺项和瓶颈；坚持科技驱动，整合提升园区经济，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优化产业布局，走精品化、品牌化发展之路；紧密合作头部企业，策划重大战略项目落地，扶持专精特新企业，畅通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崛起一批产值千亿起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四是聚焦头部大手笔。地方经济发展要顺应经济二八分化现象，围绕头部效应做足文章。未来趋势看，以头部企业，特别是科技龙头，为代表的核心资产，可望享受更多“确定性”估值溢价。要聚焦头部企业、优势企业、领军企业、独角兽、隐形冠军、上市公司配置资源，助推企业合纵连横、重组整合，实施上市公司市值倍增计划、非上市企业销售额倍增计划，培育一批千亿市值或千亿销售头部企业。招商引资应当围绕当地核心主导产业，依托园区载体，联合国内外各类资本，合作国内外产业龙头和领军人才，大中小融通发展。

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为例，结合上述四大攻略聚焦发力，可以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2020年长三角经济总量达24.47万亿元，占全国约24%。盘点对这一经济总量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关键因素和主导力量，以下“四个方面军”至关重要：人口导入方面，2010-2020年长三角常住人口增加1961万人，展现明显的磁吸效应；资本形成方面，长三角资本市场发育较为充分，堪称资本形成的温床。拥有70万亿元国资，约20万亿元居民储蓄余额，1500多家境内外上市公司，占全国总数35%以上，证券化率领先全国；市场主体方面，2021年长三角有23家企业跻身世界500强，2020年营收超千亿57家，中国企业500强128家，中国民营企业500强206家，中国品牌500强127个，还有1500多家上市公司。这些重要头部市场主体，营业收入规模相当于GDP总量的80%以上；产业载体方面，长三角园区经济发达，拥有国家级开发区146家，省级开发区320家，贡献了大约40-50%左右的经济增量。

最后，谈谈台州。

改革开放以来，台州从山海阻隔、边陲小城起步，脱颖而出，成为我国东南沿海的一颗耀眼明珠。对台州的未来发展，提四点建言：

跻身千万人口城市行列。在长三角大量人口净流入的引力作用下，应制造之都需求，依托职业教育良好基础，打造长三角和全国职业技术教育基地，导入产业技术人才，实现人口持续净流入。

形成超五、六千亿元规模的资本力量。台州市值跑赢GDP，证券化率超过100%，目前上市公司67家，总市值约6000亿元，超过GDP总量（5262.72亿元）。台州人均可支配收入较高，存贷款余额“双超万亿元”。台州民营经济活跃，但资本实力有待加强，亟需充实经济权益资本，促进高质量发展。台州要小国资大作为，致力打造千亿级国资运营平台，发挥母基金和种子资本作用，同时联合民间资本力量，与头部基金管理机构合作，集聚较大体量的权益资本。

做强园区经济新引擎。坚持大开放、大联合、大合作，积极对接国内外发达园区，面向长三角一体化推进园区经济横向联合和垂直化整合，实现错位发展、优势互补和专业化协作，探索飞地园区，培育经济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新增长点。依托活跃的民营经济、制造业基础，以湾区经济为突破口，在长三角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过程中，确立定位，找准接口，做出特色，构建湾区现代产业体系。

大力培育头部企业。台州民营经济活跃，但普遍不大不强，规模经济有待提升。实施上市公司市值倍增计划、非上市企业销售额倍增计划，培育3-5家千亿市值或千亿销售头部企业。台州围绕创新性大企业发展，推动以头部企业为载体，推动整个经济的发展。【END】

PS：上海国盛资本管理和台州国资委、国运集团交流、合作频繁，二年来已在台州落地6支小基金，完成4亿元投资，此次论坛又成功签约50亿元的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基金。

作者简介

周道洪

现任上海国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国注册会计师。

曾任上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董事，上海海外公司总裁，上实投资（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