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1

 

2020年的关键词是什么？

 

我想今年每个人都有这种感觉，就是过得特别撕裂。

 

2月份疫情大爆发，到3月份的时候全世界都慌乱了。3月份以后，10天之内美股四次熔断，巴菲特活了89岁都只见过一次的熔断，全让我们赶上了；原油价格负数，在我学金融的20年中都没有碰上过；紧接着整个金融市场爆发了，走出了历史最大的V型反弹。记得3、4月份的时候我发过一条朋友圈，我说每天早上起来不看到几只肥肥的黑天鹅，感觉这一年都白过了。所以，我不知道这个研究应该从哪里做起，只是隐隐约约地感到这场疫情好像对我们，对整个人类社会都会有很大的改变。到5、6月份的时候中国很多线下商场恢复了，最典型的是SKP，从不打折的香奈儿和LV门庭若市，越贵越要排队，这是一个方面。但到了7、8月份，我突然看到一个消息，以优雅文明著称的巴黎竟然开起了连锁的一元店，客人连夜排队消费。

 

然后我们开始做调研，在调研的过程中我找到了这一年的关键词，这是什么事情呢？我带着团队到深圳去，上午去东莞跟工人聊天，工厂当时没有完全开工，有的人说钱不够花，有的说也够，但是要节约一点，一个月能控制在2000多块钱。结束上午的调研，我心里很沉重。下午的时候，我们去深圳福田见了一个潮汕老板，120多亿的楼都拿得下来，聊到民间借贷的问题，我说“你们怎么借贷？”，他说潮汕人之间刷个脸就行了，几千万要啥抵押？我记得当时从又豪华又土气的楼里走出来的时候，阳光照在身上，整个人有种被撕裂的感觉。当晚我走在深圳的街道上，我觉得灯光把整座城市照的光怪陆离，还有点支离破碎的感觉。

 

一个词浮现在我心里，这就是2020年给我的第一个词，叫“分化”。

 

而且这不是今年的关键词，不是深圳的关键词，我深刻地意识到这是关于整个时代的关键词。我站在柏悦酒店的玻璃窗前，看着一座座拔地而起的高楼，心里只有一个感觉——我们走到了历史洪流的拐点上，疫情就像一股海啸的力量，把很多原本潜藏在海平面下面的冰上托出水面，这座冰山的名字就叫“分化”。

 

想到这里，我回头再看那些撕裂的事情，就不觉得那么撕裂了。比如今年大伙儿可能感觉最撕裂的是美国——红蓝对立，黑命贵运动。你会发现美国好像撕裂得很厉害，其实美国的撕裂恰恰就是这个词的最好表述。

 

说起来，其实特别讽刺，我不知道这里有多少人跟我是一代人，应该很多人都看过一个叫做《成长的烦恼》的片。

 

在我印象里，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就是《成长的烦恼》里演的那样，大房子，大别墅，家家都有车，家庭特幸福，有钱。1959年的美国副总统时叫尼克松，他在苏联访问期间碰到赫鲁晓夫，跟他进行了著名的厨房辩论，就曾列举了一系列美国中产阶级所享受的物质好处：3/4 的家庭拥有 自己的房屋、5600万辆汽车、5000万台电视机……还骄傲的说“美国才最接近无阶级社会 , 是所有民众共同繁荣的典范。”确实美国当时是纺锤形的社会，中产阶级过着丰裕富足的生活。但是40多年后的2016年，特朗普上台的口号却是“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也许特朗普的口号是为了竞选，但是SOMETHING MUST BE WRONG。问题到底在哪里呢？就是这份报告里提到的一个词，叫做“消失的中间层”，曾经美国引以为傲的中间层，已经在快速的消失中。

 

2019年德国之声拍了一部片子叫《美国穷人》，里面有一个叫Eric的电脑工程师，他住在圣地亚哥的一个停车场里，每晚都睡在自己仅有的一辆车里。很多人可能以为他又懒又馋，其实他很勤劳，曾经每天工作超过12小时，年薪8万多美金，是标准的中产。结果不幸碰了一场烧伤，美国医疗费用极贵，医疗费耗干了他所有的积蓄，因为还不起房贷，后来房子也没了，此后才住到圣地亚哥的停车场里。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但绝不是个案，今年新冠疫情的时候，美国圣地亚哥的停车场，还有美国的地铁里，大批大批的流浪汉，就这么窜进去。

 

美国过去三十多年，前10%的所谓精英人士的财富上涨了差不多1倍，中间50%-90%这部分人，在美国的财富下降一半，原来他们的财富占比23%，最高56%，现在是零，而碰到像新冠疫情这样的危机，仅有的一点增长也降到负数，整个中间层都没有了。

 

为什么会这样？一个原因是数字化，数字化技术进步对中间层的职业岗位特别不友好。另一个是金融深化，这几十年不断货币宽松放水，资金存量很多，财富变得很多，资金的价格下来，负利率零利率低利率这种东西对富人有利，资产价格会抬高，越低利率越有利于拥有金融资产的人，所以就变成一个正循环。

 

但这两件事情都不是击跨美国中产阶级的最后一根稻草。现在流传着很多段子，说“美国年轻人朝气蓬勃，天天追求诗和远方，而我们中国人则天天操心着买房，买了一套还要下一套，一点追求都没有”。而事实却是美国中产的财富牢牢的附着于房地产之上，从数据上看，下层人群的房产在财富中占比是80%以上，中间层60%以上，而对于top10%的富人，房产仅占20%。说白了，房地产价格下降不会损害巴菲特、马斯科，损害的是Eric这些人。

 

回头看1975至2005年，美国房地产价格上涨 5 倍，年增长 6%，是中产财富增长的主要源泉，这些美国顶尖学术期刊《政治经济学期刊》在2020年最新论文的研究成果。另一位纽约大学的著名教授也在《美国家庭财富趋势报告》中揭示了房价的秘密——“2007 到 2010年间美国的贫富差距急剧上升，主要由于这段时期的房价急剧下跌所致。”整个中产的财富牢牢地钉在房子上面，2008年房价的崩塌是压死美国中产的最后一根稻草。中产阶级开始崩塌，只有少部分人的财富上涨了，大多数人都沉向底层。

 

No.2

 

为什么中国还有机会

 

中国和美国很不一样。

 

今年受疫情影响，一季度经济遭遇重挫，GDP是-6.8%，消费指数CPI下降了20%多，而且3月份的劳动力数据显示，底层劳动力下降了30%多，收入下降20%多，大家也都感觉经济很差，但整个民间生活没有出现哭天抢地，食不果腹的现象，似乎没受到太大影响。

 

我记得美联储在2018年做过一个很权威的调查，他问每个家庭，你是否有钱做一笔400美金（不到2500元人民币）的额外开支？结果在调查的人中，100个美国人里有40个成年美国人拿不出这笔钱。然后又问中产阶级家庭，“如果你没有工作了，你家的储蓄可以支撑多久？”，答案是平均三周。美国的储蓄率真的太低了。而中国很不一样，刚才我问了主编这个问题，她笑：不降低生活质量的话，怎么也可以过1年吧。这个问题我也问过我家阿姨，她保守说“大概2年没问题”。

 

除了储蓄率，再看房子。关于房产限购是今年对我冲击最大最反直觉的一个启发。

 

你们觉得房地产限购好吗？2013年的时候，我年轻气盛，在光华给硕士生面试的时候出过这道题，当时激烈的反对限购，因为限购等于抑制供给，会增加购房成本，反而会抬高房价，教科书就是这么教我们的。

 

但是站在今年这个历史时刻再回头来看，我突然看到了很多很不一样的东西。我们都知道，国家财富=公共财富+私人财富，在今年研究的过程中我发现很多国家的国家财富就等于私人财富，比如英国，公共财富基本接近于零；法国是欧洲国家里公共财富最多的，占比也只有5%，而美国的公共财富是负的，只有负债，没有财富。

 

中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里是独一无二的。我们的公共财富占比较大，除了经常被诟病的国有企业、四大行外，我国公共财富最大的部分是基础设施建设，修路，修桥，修房子，修医院，修学校等，各种形形色色的软硬基础设施建设其实都在公共财富里。而这些基础设施跟城市化是密切相关的，这就意味着公共财富有很大一部分以基础建设的形式存储在城市土地的价值里。

 

说到这里，你可能就豁然开朗了，买房本质上就是公共财富通过城市房产的形式向居民进行了一次转移支付，买房越多的人占有的公共财富就越大，而且在我国，房子在家庭财富中的占比能达到70%甚至更高，这意味着家庭财富的分化主要体现在城市房价的不同上面。

 

现在你再想想，为什么会有限购的政策？不妨做个假设，如果没有限购政策，石家庄、太原、沈阳、长春、青岛、 乌鲁木齐、苏州、长沙、郑州……这些城市的富人们在考虑房产投资时会选择去北京、上海、深圳买，还是在当地买？会只买1、2套够自己住的房子，还是连排连栋的买？我们都知道资金是最聪明的，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资金一定是往收益率更高的地方、更安全的地方走，这些二线城市最有钱的人一定会去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这些大城市买房，挑最好的地段，紧挨着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学校、最方便出行的地铁。而长沙、哈尔滨、太原、乌鲁木齐…的房价一定撑不住，狂跌30%、40%，最后受损的一定是我们这些最最普通的中产阶级。同样的逻辑，省会城市以下的市、县、村镇会更惨。所以限制了北京，就把资金压在了长沙、大连等二线城市；限制了长沙、大连，就压住了下面的城市，实际上就是不让财富极度集中。否则中国城市的分化会极度头部化，出现很多大号的包租公/包租婆。三线居民基本上都没什么财产，贫富分化差距会大到难以想象。

 

其实皮凯蒂在2014年的著作《21世纪资本论》就讲过这件事。关于资本管制的事情。皮凯蒂认为，资本管制是抑制贫富分化的武器。

 

资本管制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都知道，一个流动性不好的股票是要折价的。资金也是一样，资金会在全球的环境里流动，比如你有一个亿，不能出去，不能购买那儿的商品，叫流动性折价，资本管制本质上给了这个资金流动性的折价，等于把贫富差距压缩了一点。

 

今年将公共财富这个事情想通后，回头再读皮凯蒂，豁然开朗，中国房产限购的本质，其实是一次城市间的资本管制，限制了城市间的资金流动，把这些资金留在了当地，减缓了贫富分化的速度。

 

房产限购当然不是一个完美的政策，甚至是反市场的政策。但这么一个反市场的政策却在无意中保护了年轻人的市场，它给年轻人留了一扇通往大城市的门，即使这门推起来有点沉重。

 

这是2020年教给我的第一件事情，每朵乌云可能都镶着金边。

 

再说到资产。今年放了这么多水，负利率（零利率低利率）时代已经到来了，未来的资产世界我们会面临着什么呢？首先是高估值，因为当利率很高，分母小了以后，估值就上去了。而且分母上任何一点小的变动，都会使整个分数变得很大，所以呈现出高波动的特性。然后高波动的资金都去追求有限的优质项目，市场出现高分化。所以未来的资产世界也是一朵乌云，我们会进入“三高年代”：高波动、高估值、高分化。

 

知识城邦里一位同学问我怎么看茅台，我说茅台是安全资产，然后他说每股1000多了，我也买不起。在未来三高的世界里，这样的事会越来越多，因为未来经济增速下降，优质项目越来越少，钱越来越多，钱的去处越来越少。我曾在直播里说过，即使上涨25%，只要跌20%就全没了，因为跌的基数大了。所以在高波动的世界里，你会发现赚钱更难了，凭运气挣的钱，凭实力很快就亏没了。

 

这个结论可能会令你感到绝望，但是绝望中也有希望。这朵乌云的金边是什么呢？这些我都写在了今年的报告里。简单说就是两点，第一，寻找安全资产。比如大城市的房子，黄金到底是不是安全资产？它能安全多久？一年、两年，还是三年？第二，我把它叫做聪明的钱。你可能要学会与泡沫共舞，也要尽可能在这个泡沫里去寻找更坚硬一点的泡沫。

 

说到这里，我又想到另外一件事，

 

去年有一部得奖的奥斯卡纪录片叫《美国工厂》，我印象特别深。里面有一个漂亮的美国质检员，原来在福特汽车厂，这是一个标准的中产的中等技能岗位，她在十多年前的时薪是27美元，还有特别多的加班工资，后来美国的汽车工业不行了，15年以后她的时薪从27美元变成了12.5美元（这都是名义价格）。其中有个情节，她的女儿跟她说，妈妈我想买双跑鞋，曾经可能想都不用想就会买给女儿，但她当时脸上露出很为难的神色。最后纪录片结尾的镜头是，她点燃了一根烟，烟雾升上来把她的脸淹没了。

 

直到这一刻，我才切身感受到什么是中产的消失。尤其我自己当了妈妈之后，特别容易被这种场景触动。

 

No.3

 

数字化是天使

 

还是魔鬼？

 

2020年给我启发最大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阳光底下总有阴影。

从电脑PC端，到现在手机移动端，再到场景化的智能硬件，我们这一代人是数字化最大的受益者，很少有人不是技术进步主义者。自我学金融起，教材上的知识和诺奖理论告诉我们的，是金融抑制会导致增长抑制，国家的失败。作为一位金融学教授，我对此深信不疑，并坚信自己在从事拯救人类的工作，我在促进增长。

 

但在今年的研究和调研中，我突然意识到，每个时代的技术进步背后都有失败者。就像阳光一样普照大地似的，正是因为这普洒光芒的阳光，才生出了影子、树荫、以及建筑物背后巨大的阴影。

 

我有时候在想，人类是一种只站在当下思考问题的动物。五、六十年代有一位很牛的俄籍经济学家叫库兹涅茨，他惊喜的发现从9世纪下半期开始一直到20世纪中期，以前李嘉图、马克思这些大牛们担心的“随着经济增长，贫富差距拉大”的现象消失了，贫富差距开始随着经济增长而缩小，完全变成了一条倒U形的曲线，所以他写了一系列论文，提出库兹涅茨曲线，也就是“越增长，不平等就会越低”。

 

同时期的诺奖学者，索洛提出了均衡式增长，留下一句特经典的话，“经济增长的大潮会使所有的船只扬帆远航”。还有经济学天皇卢卡斯，他说“人类只要一旦提起增长的问题就再也放不下了”。就在这个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黄金时代，还诞生了两位平民出身的总统，奥巴马和克林顿。正因为我们这代人都是接受这种教育过来的，所有人都认为“增长”是颗灵丹妙药。

 

特别反讽的是，从20世纪中期之后，欧美世界的不平等再没有随着增长往下走，从八十年代开始急剧飙升，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数字化。因为数字化是一种高度偏向型的技术进步，也就是说在不同职业技能上的替代程度不同。

 

数字化会替代哪些呢？最核心的就是之前所谓的中等技能岗位。这原来是全球的支柱，比如质检员，工厂里的小班组什么的，还有女秘书，会计，簿记，打字员。不瞒你们说，我曾经理想是当个很漂亮的打字员—— 因为美国电视剧里女打字员都是金发碧眼的女郎，穿的特别漂亮，在大楼里工作，不小心还碰到一个老板——

 

真是侥幸啊，幸好没有干这行，否则就被数字化干掉了。

 

这些中等技能岗位的人，只有极少部分上升为高技能职业。实际上从有电脑开始，高技能的工作其实是被加了杠杆的，这部分人数虽然少，但是收入越来越高，再加上资本的助力，资本的回报率远远高过劳动收入的增长率，当你的收入越高，储蓄率就越高，更容易进入钱生钱的省力模式，脱离人生钱这个费力模式。

 

另一方面是随着社会结构中服务业占比增大，大部分人被挤到人力密集型服务业的岗位上去，但是因为劳动力供给增加，工资反而没有太大提升。考虑到通货膨胀，美国底层劳动力从八十年代开始到2019年工资就没有涨，比如产业工人。

 

所以数字化加快了劳动力市场的极化，也加剧了分化。

 

数字化的影响还不尽于此。2000年以后我们听到的富豪传说越来越多，对几个亿的富豪都提不起兴趣了，尤其疫情过后要几百亿美金才能让你虎躯一震。这背后的宏观大背景是，过去几十年，top1%的富豪的财产占比翻了不止一倍，全球都一样。这里面有个东西扮演了很有意思的角色——平台。

 

这些年平台经济很火，平台是数字化的产物，为什么呢？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我们都在说“大数据时代，数据是重要的生产要素的时候”，正如工业革命时期孕育了流水线工业，其实就是把工作流程标准化，原来一个人造一根针，但现在把整个流程拆成好几道工序，每人只做其中一项。数字化的本质就是用数据的形式把生产、消费的过程拆解得更细。打个比方，如果把所有东西都切碎，那么数据就是肉糜，是极细颗粒度的信息，它可以让你在每一道工序上标准化，而数据化的意义就在于把原来的工业标准化又往前推一步。我们都知道服务业是非标准化的，而现在把服务流程切成很多段，可以标准化的部分尽量标准化。在这个过程中，平台就做了标准化这件事，这就是它的本质。标准化的好处是可以规模化，所以平台这个模式是天然具有垄断性的企业组织形式。

 

大家可能都没有意识，企业组织模式是这个社会最初的分配形式。我们小时候还是国营企业，后来改成私营企业，再后来是股份制企业，本质是在改变企业的组织模式，实现多劳多得，提高效率，我们这代人都是受益者。而征税是社会第二次分配，初次分配拿的最多。

 

说回平台，因为它天然具有标准化和规模化的特质，所以它的规模化速度比以往任何形式都快，而且规模越大越不倒，所以它在社会分配中的地位就越高，拿到的份额就越高。因此，平台这种模式天然导致初次分配一定会向平台倾斜，头部效应越来越强。

 

最近平台监管闹得纷纷扬扬，我觉得本质上不是平台恶，而是平台的特性天然如此，它是具有衍生能力的天然垄断型的企业组织，这种企业组织形式必然会使得初次分配上会占有极大的优势。而且平台恰好赶上金融深化，金融给它们加了杠杆，当金融资本和一个偏向性的技术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它们占据的分配优势就变得更大了。

 

这本身不是件坏事，但平台里面有失败者，有社会问题，这些成本到底归谁来承担呢？这件事是每个政府都必须要考虑的。2018年以来，美国已经开始监管平台了，监管不是为了干死平台，只是要把分配的机制稍稍矫正一点。平台监管的本质不是屠龙，它只是想让那些屠龙的少年不要变成恶龙。

 

这对大家很重要，整个商业模式要转向了。我们今年在研究平台的过程中意识到，这些年无论是腾讯、阿里、美团、还有亚马逊等各种平台型企业都在做一件事，就是线上城市基础设施，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里“修路”、“修桥”、“当房东”， 一天到晚搞流量，招商引资，追求自己的经济增长，然后向平台上的个人和企业抽成，像极了线上的“地方政府”。这件事情当然有好处，在过去十多年里我们“线上城市化”速度很快，有弯道超车的趋势，正如我们在线下用了40年实现了接近60%的城市化率一样，现在线上城市化率也已经很高了。（这是我们今年提出来的概念，洗完明年给大家呈现线上城市化率的数字）

 

这意味着什么？线上城市化的高潮阶段结束了。正如我们现在总是批评地方政府，不要天天追求GDP，基础设施不要重复建设，要转到民生上来一样。线上逻辑也一样。

 

这里有一张图，这是社区团购的“百团大战”。难道这不是线上城市化的重复建设？这不是资金浪费？这是提高效率还是降低效率呢？所以我们觉得线上的模式要转型了。

 

正如建桥、建路之后需要有车跑起来，建商场后需要货架上有足够多的高质量商品，建学校后需要更新教材和增添设备一样，线上也要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提高服务水平。所以大家不要总想着搞平台薅羊毛，而是踏踏实实的开个店，做好一个拳头产品。比如2块钱的红薯就一根红薯棒子，你也可以做个15块的红薯，我之前在灵隐寺就吃过一个，用三角形的袋子装着，插一个勺子，手都没弄脏，口红也没有沾到。在产品和服务上还有很多可以提高的地方。

 

这里我说一句话，未来三年，也许用不了三年，平台企业要死掉80%。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小而美”的阶段，实际上也就是回到了根本的需求，去提高生活的质量，这也是下一个阶段商业模式上的追求。具体内容，我们放在第三个模块职业篇里讲。

 

No.4

 

要做时代的弄潮儿还是顺潮儿？

 

今年的研究对我冲击和启发都挺大的，我开始意识到，人类都是站在自己当下看问题的。

 

我们长在70、80、90年代的人，会把增长当作理所当然。但是回头看才发现，人类历史的经济主题从来只有两个，一个是增长，还有一个是分配。当增长为主的时候，我们希望自由，不要管制，钟摆就荡到右边追求效率；当社会开始谈分配的时候，这个钟摆就荡到左边，追求公平。

 

在过去的一百年里，钟摆就摆过两次。第一次是20世纪初期，当时因为是金融寡头时代，整个社会贫富分化差距特别大，后来发生了大萧条，左派罗斯福上台后，强调政府管制，信奉凯恩斯主义，整个40年代老摩根这些投行人都过得挺惨。战后因为工业化进程，全球经济增长了一波，大家都觉得这个模式没毛病，挺好。

 

但当70年代高速增长结束，经济开始下行、滞胀的时候，里根和撒切尔这两位西方国家的首领，信奉哈耶克主义，这时候钟摆就向右，重新开始追求效率。当数字化、金融深化、负利率，把分化推到了一个剧烈的阶段时，欧美国家的钟摆又开始往左，开始追求公平了——2018年特朗普的上台这件事就很典型，大家又开始重新关注分配的公平问题了。

 

2020年这场疫情让数字化被快速推进，分化更加不可阻挡，所以必须要在初始分配阶段开始做一些调整。历史的钟摆从来都是这么摇摆的。

 

2020年，我们站在一个怎样的历史拐点上？我的判断是——

 

这是一个从增长转向分配的时代，它不意味着没有增长的机会，只是分配方式要发生变化。对于更多的普通人而言，暴富的机会可能少了，但小而美的机会也许更多。

 

而且在这个时代，全球是一体化的，没有谁可以独善其身。我特别发自肺腑的说一句话，尽管历史是个钟摆，但历史的潮水不会变，比如说数字化还会深化下去吗？会的。低利率还会持续吗？也会的。未来会是一个K型分化的世界，当10年后我们回看2020，疫情可能不重要，重要的是数字货币的出现， 我们真的迎来了一个完完全全不一样的时代。

 

这个时代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一眼看去，我也看不到未来，只知道是巨大的不确定性。我孩子才2岁多，在做这个课的过程中，我真的特别Emotional，好几次哭倒在沙发上，为什么？就是我意识到我的儿子面临着比我这一代更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作为一个母亲，我不知道该怎么把这种不确定性化为确定性的幸福捧到他的手中。

 

这让我纠结。但是后来又想，那又怎么样呢？我都不是历史的弄潮儿，作为一个普通的母亲，那就做这个时代的顺潮儿吧，找到潮水的方向，顺着这个潮水的方向做对决策。我每一次做决策都会想到，我最后的终点将是我儿子的起点—— 所以这是2020年带给我最深的启示。

 

如果我们不能做时代的弄潮儿，那就做时代的顺潮儿吧，把我们的肩膀留给我们的下一代。

 

所以，我今天也想把这份报告献给已经或者即将成为未来一代父母的你们，包括我自己。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