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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互联网视角下的中国人口分布和城市化

文 |  唐涯 陈子浩
文明和增长不过是一部人们离开土地,汇聚成城的历史。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载体。而人,是城市的灵魂。
 
 
有人聚集的地方,才是“城”。世界上本没有城,只是你们,他们,我们都在这里,生存,呼吸,交互……这才有了“行业”,才有了“机构组织”,才有了“服务”,这才成了“城”。
 
所以 “城市”的意思,从来不是划一根线,或者用一个名字来定义的。
 
城市由人的足迹所定义。
 
过去的40年,中国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城市化进程: 一方面数亿人离开鸡犬相闻的稀疏村落,奔赴那些人口密集的“城市”,成为一批批的“流动人口”,另一方面,推土机轰隆隆的驶过,将那些农田铺上柏油水泥,盖起楼房,纳入“城市”的版图。在两种力量的并行中,1978年的17.9%上升到了2018年的59.6%,5亿“农业户口”终于被盖上大红章,成了拥有“城镇户口”的人。
 
这张轻飘飘的“户口簿”究竟是否能承载那沉甸甸的“城市”?那些被“区划”定义的,究竟是不是汇聚了人们的,喧哗而繁忙的城?那些流浪在北京五环之外,上海宝山嘉定城边的“流动人口”,究竟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那些林立参差着漂亮但空荡楼房的县“城”,又究竟是“城”还是“乡”?
 
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本质上是关于中国这数亿人究竟乡关何处,又究竟落脚何处的回答。而关于“中国人到底在哪里”的准确估算,是估算中国城市化率的核心—— 自然,也是关于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潜力,财政负担分布,转移支付效率,基础设施成本-收益核算的基础。
 
如果不对这个问题做出准确的回答,一切关于中国经济的讨论都将呈现出失重的状态。
 
很可惜,这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人用脚步丈量土地。尤其在交通网络越来越便利的21世纪,在区域竞争的缝隙里,人们的流动速度前所未有的加快,也更加复杂和难以确定。
 
还好,我们来到了一个所有行为都能“留下痕迹”的时代 —— 这些痕迹,经济学家们称之为“大数据”。透过高清细颗粒度的数据,那些模糊的图像开始变得清晰,那些似是而非的宏观变量开始变得精确—— 在数据里,去发现,去挖掘,去还原一个真实的中国,去找到那些奇怪的或者不奇怪的现象背后的原因,去找到中国未来增长的希望和风险所在。
 
我以为,这是一个经济学者的初心,也是归宿。
 
在一个学术发表越来越不关心“真实问题”的时代,在一个可以堂而皇之“不懂经济,但是懂经济学”的时代,在一个很多“学术理想”不得不向“学术生活”低头的时代,很幸运,我们碰到了一个,两个,数个将初心视为本分的90后年轻学人。
 
对真实的问题永远怀着探究的热情,对新世界和新知识永远存着敬畏。勤奋,谦逊,并将初心落在枯燥繁琐的数据处理上,落在日以继夜的程序编写上,落在海量的文献阅读上,落在实地的田野调研上——以问题驱动研究,用数据支持探索,并一遍遍的走向结论,推翻结论。
 
在数据里,去看一个真实的中国,在数据里,去触摸一个国家,城市,企业更具有质感的未来——这样“重”的活,被几双年轻的手“轻轻”拎起来了。
 
今天晚上,北京大学国发院2016级的博士生陈子浩,将做一次首演。
 
我不期待完美,但期待他能展示学术研究的一种可能性——
 
原来,严肃学术研究是真正可以“问题导向”的,是可以有用的,甚至是可以有趣的。
 
原来,严肃的学术研究是真正能化繁为简,帮助人们理解复杂世界背后的原则。
 
主讲人:陈子浩  
北京大学国发院2016级博士生
 
时间:2019年3月22日 18:40
地点:北京大学二教210
 
讲座摘要:
 
互联网大数据正在改变人们对于世界的认识。我们基于移动互联网大数据,构建了一套“网络人口”指标。这套指标一方面弥补了人口普查数据对于流动人口统计的缺陷,另一方面对中国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有了新的启发。首先,在城市层面,“网络人口”的分布已经高度接近Zipf’s Law,说明人口的分布的理性程度已经超过预期。其次,在城乡层面,基于高颗粒度的栅格“网络人口”测算,在国际指标下(非传统的行政指标),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接近70%。最后,我们认为,中国的人口分布虽然已经逐渐趋于合理,但另一侧面中国的资源空间分配更加偏斜。资源的空间错配,可能带来经济运行效率的下降,可能会成为中国未来经济的重要风险点。
 
欢迎各高校经济系,城环系,统计系等院系,或者相关研究机构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参加,凭学生证入场(校外同学也请带好身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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