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字的命运，就是时代的命运 ”——香帅无花

 

2017年我和“得到”磨课，经历过一阵非常痛苦的时期。我向来自诩文字不错，讲道理算是深入浅出，讲课绝不至于叫人腻味——但是在磨课时，音频里讲出来，总是有点“膈应”。我和我的主编都能feel到这点，但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要从哪里入手改进。

 

这个状态持续了很有一段时间，我在家里做困兽之斗，直到有天下午在网上闲逛，点开了视频《十三邀-许知远对话马东》，看完我窝在沙发上发半个小时呆，终于明白了自己的“膈应”在什么地方——

 

按照马东的说法，著书立说，这向来是“文人”的事。跌宕千年，识字的人从来只占社会的少数，加之印刷昂贵，能变成“文字”流传的必定出自“精英阶层” ——在中国，这个趋势的改变也不过是近几十年的事情，要知道，30年代全国7岁以上的人口中，只有30%的男性和1%的女性具有能够读懂一封简单信件的文化水平[1]。即使到了80年代，识字率也不过60%多。要知道，所谓“识字”也就是能看懂路牌的水平，和“读书写字”还是山海远隔——总之，写作这回事，在很长时间里，是极少数人和少数人的对话，那个姿态，是半自我陶醉，半催眠他人的。尤其是“说理”的文字，自觉处于理性的巅峰，更是矜持。

 

除此之外，和讲求“精确”的英文完全不同，中文注重“表意”。言简意赅，回味无穷的含蓄才是中文的灵魂。所以，中文写作中隐藏的原则是不能过于“直白”，过于直白就脱离“士大夫阶层” 了—— 不用否认，这点隐秘的阶级感是在我们每个人笔尖的，我也不能例外。出版界一直被认为是“雅”的世界，其原因也在于此。

 

这是士大夫文字的命运。让情绪宣泄留在民间，把理性说理留给庙堂。但凡是说理的中文，总是免不了的“俯瞰”视角或者“劝诫”态度——这是流淌在每个自以为“文人学者”骨子里的基因，你甚至无从回避。

 

可惜的是，我们遭遇了一个彻底解构的时代。如今的出版早不是“王谢堂前燕”，20多年强制的9年制义务教育后，10多亿人口95%以上的识字率，中国出现了全世界最大的“识字群体”—— 80年到90年代《故事会》，《知音》，《读者》的疯狂流行，背后正是这个识字群体的崛起。换句话说—— 中国“出版业”的主流调性，不再是“士大夫们”的浅唱低吟，而是这个群体的偏好所决定的。想到这里，你就会发现，郭敬明，唐家三少，被多少文人们痛心疾首的“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只不过是时代变化的结果而已。出版早就不是一咏三唱的阳光三叠，是街头巷陌平常人的平常物件而已。

 

在这种“解构”的浪潮中，只有一种文学始终放不下身段，这就是自觉高人一等的“学者文学”——这个身段放不下，倒也不完全是刻意为之，确实是内容和范式的双重限制：

 

首先从内容上来说，需要“逻辑推演”的说理性文章，多少有点“注孤生”的命运。这和人类的反射弧有关。在所有的写作中，词曲和小说是最“平民化”的，散文杂文次之：对故事情节，情感刺激的反射弧是比较短而直接的，因而容易引起共鸣共情，你去看，“杨柳岸晓风残月”可以娇滴滴唱一咏三唱，《三国演义》可以声情并茂让人拍案惊奇，就算鲁迅吧，被人记住的也大多是“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这样掷地有声的铿锵之语。但而被誉为中国历史上体系最完整的文学批评理论专著的《文心雕龙》，包括我这等伪文艺女青年在内，也大多没有看过原文（坦白说，看过，觉得犹如嚼压缩饼干，没看下去）。为什么？因为刘勰写的时候就没有打算给你我看——这是文人间秘而不宣的对话，一招一式，都充满隐秘的过招的快感。这个快感，与你我普通人的生活情感无关。更何况“逻辑”，从来不是擅长表意的中文的长项（P.S. 这是另外一个极度有趣但是复杂的问题，此处就先略去）。

 

此外，从形式上来说，“学者文字”本质上是一种职业化程序化的写作。古代中国的“学者”是从帝王视角研究国家治理之道，尤其自隋唐科举制之后，催生了一个“学而优则仕”的行业，而任何“学问”一旦行业化，就必定以文本化标准化的方式出现，否则无法复制和推广。有时候想想“八股”挺冤枉的，这个被大家所诟病的文本范式，其实是庞大科举行业的基础设施，养活了大批批评它的人。

 

现代中国之后，我们匆忙引入西方科学体系，毋庸置疑这是历史的转折点，但问题又来了，无论是教育体制还是语言体系本身，从根本上说，中国学子是缺乏逻辑训练的，所以特别容易削足适履。尤其进入工业化时代之后，科学学科体系发展加上教育产业化，产生了对一套标准化学科评判体系的需求——学术发表制度以及相适应的写作范式。我们通常称为“学术洋八股”。倘若以“学者”为职业就必须学会这套语言交流体系，否则就自动出局。这套范式非常专业化，基本上隔行如隔山—— 比如说，你让我去看篇其他学科的纯学术论文，也跟天书差不多。一方面你很难批评这种范式，因为这是学科体系和教育产业化发展的需要。但另一方面，它的后遗症也是明显的，因为语言和写作都是非常路径依赖的过程，很难在两者中间寻找到一个平衡点。日子一久，学者行业逐渐丧失了对“沟通型文字”，尤其是大众沟通型文字的审美以及把握能力。即使想写点“面对大众”的文字，要么是读来味同嚼蜡，要么是晦涩不堪。偶尔有几个能把话说明白的，大家就觉得相当惊喜了。

 

尤其是这些年经济金融成了“显学”，学问的市场起来了，能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却是寥寥可数。换句话说，我们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空白地带：学问，尤其是社会科学的学问，本来是替“社会”做的，但是社科的学者大都丧失了和“社会”对话的能力。

 

不是不想对话，只是路径依赖，缺乏了和大众对话的能力。即使对话，也是范式和惯性驱动下的“学者文字”。早期信息不通畅的时候，忍忍也就算了，如今信息过载，飞速迭代的社会中，这种“学者文字”就变成了一种奇异的存在，就像大清早亡了，偏生留着辫子，裹着脚一般，说不出的尬。

 

这是件挺伤感的事情：一方面，看到《货币战争》这样的通俗演义型金融小说，被当做“正史”甚至“资料”来被研读追捧，是冷汗直冒的，但另一方面，确实市场上“既严谨还有洞察还说人话”的资料确实是寥寥可数。我2010年回国后苦于对中国经济缺乏“体感”，想找点东西看，最后真正给我一些体感的反而是一些资深记者,比如吴晓波《激荡三十年》这样的作品。

 

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对自己的“膈应”已经有了答案。应该说我算是只“黑羊”，因为从小文字感觉不错，所以从2013年写专栏，到2015年开公号，一直算是试图在恢复这种“对话”能力，但是很多东西，在你骨子里沉淀了十多年，尤其在你写字生涯里被反复训练打磨，早就是“条件反射”，尤其是当从“书面表达”下沉到“声音表达”这种模式的时候，其实我是本能抗拒的。

 

为什么抗拒呢? 因为在书面表达的时候，我只要调整“视角”，寻找“共情”，对于一个像我这样文字驾驭能力不错的人来说，这在根本上还是一个相对舒适的领域，是一种语言和结构的重组。而且，“阅读”是有主动性的，大逻辑顺畅，中间细微的逻辑断层不太会影响读者，所以作为作者，你需要对抗的，是你自己的惯性和窠臼—— 这很难，但不是最难的部分。

 

当开始“声音表达”的时候，你有两种选择，一是放弃逻辑，以情节或者情感动人（就像收音机时代的评书或者半夜悄悄话），假设你不能放弃逻辑，希望说清楚一个道理或者体系，你要对抗的就不再是自己，而是“注意力”这种无影无踪的稀缺品。这个过程中，不但大逻辑，即使最细小的逻辑你也不能轻易断层，因为断层就相当于打断了“对话”。换句话说，你必须彻底放弃“我”这个预设，而从对方角度出发去进行“对话，否则就变成了“尬聊”—— 对于一个习惯了上帝视角的学者来说，这才是最难的事情。

 

而马东v.s.许知远, 忽然以一种几乎鲁莽的方式，将这个选择推到了我跟前。

 

马东斩钉截铁的说，“我们曾经精致过吗？”（这是回答不是问句），“ 文化是结果，不是过程 ”

 

许知远看着远方飘忽地问，“我们至少曾经向往过这种精致吧 ”。

 

差异那么真实的摆在了我面前：马东在“对话”，许知远在“跟自己说话”，所以我们会觉得许知远在“尬聊”，但是换位思考一下，我眼里的许知远的“尬”，何尝不是自己的“尬”呢？

 

原来写专栏这么多年，我面上去了“学者文字”的外衣，其实思考方向其实没有变，还是“自我”或者“同行”视角驱动的，是自己独白，或者对某个特定群体的陈述—— 换句话说，内心深处，我还没有做好和“非同行”交流对话的准备，而形式上我又需要这个对话，所以听上去的“膈应”，大概就是许知远在屏幕上显示的“尬”—— 身子在“对话”，思维却“在别处”。

 

想通了此节，我回到桌前时，突然卸下了一个包袱，我也说不清的包袱，大概就是突然从站着讲课的姿势跌落回沙发，和对面人“对话”的感觉吧，这种对话，不是漫谈，而是一种需要找到答案的，有焦点的对话。找到这个感觉之后，磨稿的工作突然顺利起来，中间自然还是各种磨合，但是那个“方向”或者说味道是找到了。

 

顺是顺了，但是我却没有仔细琢磨，只是隐约感到文字的命运在发生某种奇怪的转变。这里面深层次的逻辑一直没有思考清楚，一直到读到一本书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