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传媒
位置:博客 > 唐涯 > 文字的命运

文字的命运

“ 文字的命运,就是时代的命运 ”——香帅无花
 
2017年我和“得到”磨课,经历过一阵非常痛苦的时期。我向来自诩文字不错,讲道理算是深入浅出,讲课绝不至于叫人腻味——但是在磨课时,音频里讲出来,总是有点“膈应”。我和我的主编都能feel到这点,但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要从哪里入手改进。
 
这个状态持续了很有一段时间,我在家里做困兽之斗,直到有天下午在网上闲逛,点开了视频《十三邀-许知远对话马东》,看完我窝在沙发上发半个小时呆,终于明白了自己的“膈应”在什么地方——
 
按照马东的说法,著书立说,这向来是“文人”的事。跌宕千年,识字的人从来只占社会的少数,加之印刷昂贵,能变成“文字”流传的必定出自“精英阶层” ——在中国,这个趋势的改变也不过是近几十年的事情,要知道,30年代全国7岁以上的人口中,只有30%的男性和1%的女性具有能够读懂一封简单信件的文化水平[1]。即使到了80年代,识字率也不过60%多。要知道,所谓“识字”也就是能看懂路牌的水平,和“读书写字”还是山海远隔——总之,写作这回事,在很长时间里,是极少数人和少数人的对话,那个姿态,是半自我陶醉,半催眠他人的。尤其是“说理”的文字,自觉处于理性的巅峰,更是矜持。
 
除此之外,和讲求“精确”的英文完全不同,中文注重“表意”。言简意赅,回味无穷的含蓄才是中文的灵魂。所以,中文写作中隐藏的原则是不能过于“直白”,过于直白就脱离“士大夫阶层” 了—— 不用否认,这点隐秘的阶级感是在我们每个人笔尖的,我也不能例外。出版界一直被认为是“雅”的世界,其原因也在于此。
 
这是士大夫文字的命运。让情绪宣泄留在民间,把理性说理留给庙堂。但凡是说理的中文,总是免不了的“俯瞰”视角或者“劝诫”态度——这是流淌在每个自以为“文人学者”骨子里的基因,你甚至无从回避。
 
可惜的是,我们遭遇了一个彻底解构的时代。如今的出版早不是“王谢堂前燕”,20多年强制的9年制义务教育后,10多亿人口95%以上的识字率,中国出现了全世界最大的“识字群体”—— 80年到90年代《故事会》,《知音》,《读者》的疯狂流行,背后正是这个识字群体的崛起。换句话说—— 中国“出版业”的主流调性,不再是“士大夫们”的浅唱低吟,而是这个群体的偏好所决定的。想到这里,你就会发现,郭敬明,唐家三少,被多少文人们痛心疾首的“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只不过是时代变化的结果而已。出版早就不是一咏三唱的阳光三叠,是街头巷陌平常人的平常物件而已。
 
在这种“解构”的浪潮中,只有一种文学始终放不下身段,这就是自觉高人一等的“学者文学”——这个身段放不下,倒也不完全是刻意为之,确实是内容和范式的双重限制:
 
首先从内容上来说,需要“逻辑推演”的说理性文章,多少有点“注孤生”的命运。这和人类的反射弧有关。在所有的写作中,词曲和小说是最“平民化”的,散文杂文次之:对故事情节,情感刺激的反射弧是比较短而直接的,因而容易引起共鸣共情,你去看,“杨柳岸晓风残月”可以娇滴滴唱一咏三唱,《三国演义》可以声情并茂让人拍案惊奇,就算鲁迅吧,被人记住的也大多是“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这样掷地有声的铿锵之语。但而被誉为中国历史上体系最完整的文学批评理论专著的《文心雕龙》,包括我这等伪文艺女青年在内,也大多没有看过原文(坦白说,看过,觉得犹如嚼压缩饼干,没看下去)。为什么?因为刘勰写的时候就没有打算给你我看——这是文人间秘而不宣的对话,一招一式,都充满隐秘的过招的快感。这个快感,与你我普通人的生活情感无关。更何况“逻辑”,从来不是擅长表意的中文的长项(P.S. 这是另外一个极度有趣但是复杂的问题,此处就先略去)。
 
此外,从形式上来说,“学者文字”本质上是一种职业化程序化的写作。古代中国的“学者”是从帝王视角研究国家治理之道,尤其自隋唐科举制之后,催生了一个“学而优则仕”的行业,而任何“学问”一旦行业化,就必定以文本化标准化的方式出现,否则无法复制和推广。有时候想想“八股”挺冤枉的,这个被大家所诟病的文本范式,其实是庞大科举行业的基础设施,养活了大批批评它的人。
 
现代中国之后,我们匆忙引入西方科学体系,毋庸置疑这是历史的转折点,但问题又来了,无论是教育体制还是语言体系本身,从根本上说,中国学子是缺乏逻辑训练的,所以特别容易削足适履。尤其进入工业化时代之后,科学学科体系发展加上教育产业化,产生了对一套标准化学科评判体系的需求——学术发表制度以及相适应的写作范式。我们通常称为“学术洋八股”。倘若以“学者”为职业就必须学会这套语言交流体系,否则就自动出局。这套范式非常专业化,基本上隔行如隔山—— 比如说,你让我去看篇其他学科的纯学术论文,也跟天书差不多。一方面你很难批评这种范式,因为这是学科体系和教育产业化发展的需要。但另一方面,它的后遗症也是明显的,因为语言和写作都是非常路径依赖的过程,很难在两者中间寻找到一个平衡点。日子一久,学者行业逐渐丧失了对“沟通型文字”,尤其是大众沟通型文字的审美以及把握能力。即使想写点“面对大众”的文字,要么是读来味同嚼蜡,要么是晦涩不堪。偶尔有几个能把话说明白的,大家就觉得相当惊喜了。
 
尤其是这些年经济金融成了“显学”,学问的市场起来了,能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却是寥寥可数。换句话说,我们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空白地带:学问,尤其是社会科学的学问,本来是替“社会”做的,但是社科的学者大都丧失了和“社会”对话的能力。
 
不是不想对话,只是路径依赖,缺乏了和大众对话的能力。即使对话,也是范式和惯性驱动下的“学者文字”。早期信息不通畅的时候,忍忍也就算了,如今信息过载,飞速迭代的社会中,这种“学者文字”就变成了一种奇异的存在,就像大清早亡了,偏生留着辫子,裹着脚一般,说不出的尬。
 
这是件挺伤感的事情:一方面,看到《货币战争》这样的通俗演义型金融小说,被当做“正史”甚至“资料”来被研读追捧,是冷汗直冒的,但另一方面,确实市场上“既严谨还有洞察还说人话”的资料确实是寥寥可数。我2010年回国后苦于对中国经济缺乏“体感”,想找点东西看,最后真正给我一些体感的反而是一些资深记者,比如吴晓波《激荡三十年》这样的作品。
 
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对自己的“膈应”已经有了答案。应该说我算是只“黑羊”,因为从小文字感觉不错,所以从2013年写专栏,到2015年开公号,一直算是试图在恢复这种“对话”能力,但是很多东西,在你骨子里沉淀了十多年,尤其在你写字生涯里被反复训练打磨,早就是“条件反射”,尤其是当从“书面表达”下沉到“声音表达”这种模式的时候,其实我是本能抗拒的。
 
为什么抗拒呢? 因为在书面表达的时候,我只要调整“视角”,寻找“共情”,对于一个像我这样文字驾驭能力不错的人来说,这在根本上还是一个相对舒适的领域,是一种语言和结构的重组。而且,“阅读”是有主动性的,大逻辑顺畅,中间细微的逻辑断层不太会影响读者,所以作为作者,你需要对抗的,是你自己的惯性和窠臼—— 这很难,但不是最难的部分。
 
当开始“声音表达”的时候,你有两种选择,一是放弃逻辑,以情节或者情感动人(就像收音机时代的评书或者半夜悄悄话),假设你不能放弃逻辑,希望说清楚一个道理或者体系,你要对抗的就不再是自己,而是“注意力”这种无影无踪的稀缺品。这个过程中,不但大逻辑,即使最细小的逻辑你也不能轻易断层,因为断层就相当于打断了“对话”。换句话说,你必须彻底放弃“我”这个预设,而从对方角度出发去进行“对话,否则就变成了“尬聊”—— 对于一个习惯了上帝视角的学者来说,这才是最难的事情。
 
而马东v.s.许知远, 忽然以一种几乎鲁莽的方式,将这个选择推到了我跟前。
 
马东斩钉截铁的说,“我们曾经精致过吗?”(这是回答不是问句),“ 文化是结果,不是过程 ”
 
许知远看着远方飘忽地问,“我们至少曾经向往过这种精致吧 ”。
 
差异那么真实的摆在了我面前:马东在“对话”,许知远在“跟自己说话”,所以我们会觉得许知远在“尬聊”,但是换位思考一下,我眼里的许知远的“尬”,何尝不是自己的“尬”呢?
 
原来写专栏这么多年,我面上去了“学者文字”的外衣,其实思考方向其实没有变,还是“自我”或者“同行”视角驱动的,是自己独白,或者对某个特定群体的陈述—— 换句话说,内心深处,我还没有做好和“非同行”交流对话的准备,而形式上我又需要这个对话,所以听上去的“膈应”,大概就是许知远在屏幕上显示的“尬”—— 身子在“对话”,思维却“在别处”。
 
想通了此节,我回到桌前时,突然卸下了一个包袱,我也说不清的包袱,大概就是突然从站着讲课的姿势跌落回沙发,和对面人“对话”的感觉吧,这种对话,不是漫谈,而是一种需要找到答案的,有焦点的对话。找到这个感觉之后,磨稿的工作突然顺利起来,中间自然还是各种磨合,但是那个“方向”或者说味道是找到了。
 
顺是顺了,但是我却没有仔细琢磨,只是隐约感到文字的命运在发生某种奇怪的转变。这里面深层次的逻辑一直没有思考清楚,一直到读到一本书稿。
 
这是徐远的新作《城里的房子》,这是我读过的最接近“自然状态”的一本“学者之书”,所谓接近自然状态,就是放下了惯常的经济学者要“经世济民”的身段,心里想的,手里写的,嘴上讲的都是帝王将相的“屠龙之术”,尽管世界上没有那么多“龙”可屠。
 
这是一本从普通百姓视角出发的“房术”,这十来年中国人最闹心的“房事”,很多解答都在里面。
 
房价又涨了,到底还能买吗?
这点破钢筋水泥把我积蓄全搭进去,到底值不值?
攒了点钱能付北京五环一个小公寓的首付,我妈让我回老家买个大房子,我该怎么选?
我想一步到位在城郊买个明亮大三居,老婆宁可要城中心的老破旧,我们两谁更有道理?
手里有点钱是干脆付了全款,还是分期付款划算?
我好哥们在泰国海边买了个小公寓,又美又便宜,是不是在太泰国买房比在中国强?
好多专家说租房更划算,因为中国“租售比”比国外低好多,这租售比到底怎么算?
……
 
一桩桩,一件件,都是我们老百姓生活中面临的实际选择问题,这些问题无比切身,而市场上的很多自媒体文章,大多是缺乏数据和框架的“结论”,既不给出数据的分析推理过程,也缺乏自洽的逻辑。而谈到“房子”的学者文章,一是寥寥,即使有几篇,也是“屠龙之术”,绕着弯子讨论“过去房价”的决定因素,再辅佐以晦涩的文本和模型,对于现实里最焦虑的选择问题,几乎就是望梅止渴。
 
徐远教授这本《城里的房子》,是学者之文:近十年土地制度,城市化,和中国宏观的研究,
对中国金融市场和资产定价的研究,以及大量严谨的数据分析—— 形成了一套以增长和城市化为底层逻辑,以动态资产定价为比较工具的房价分析框架。
 
但是这本《城里的房子》,又是放下身段说人话的学者之文:它不跟你谈宏伟的国家战略,看波澜壮阔的周期,只是真正从“普通家庭”的视角和痛点出发,跟你跟你娓娓道来,剖析那些让我们糟心又焦虑的“买房租房那点事”。
 
这不奇怪,因为这是一本从“对话”开始的书。我得到课程期间,因生孩子请徐远教授代班讲了两周课,其中一周就是春节期间的房地产特辑,当时我已受到马东和许知远这场谈话的刺激,大体知道了行文视角会带来文字基因的改变,所以这周的房地产课程,就是百姓视角的“对话思维”。之后,徐远老师将这一周课程,结合之前自己的研究笔记,和对后台近万的读者问答里选取的“典型问题“尽力给出的严谨诚恳的回答,扩展成了一本关于百姓房产财富的书,取名为《城里的房子》,理由也很简单—— 因为
 
“人类演化的一条轨迹,就是离开土地,汇聚成城”。城里的事,就是百姓的事,城里的房子,就是普通人的房子。
 
是为荐。

 
读完这本书稿之时,恰逢我得到一年课程的结束之日,想起了当时看《十三邀》的冲击和感受,这才坐下来回想,到底文字这点事情在发生什么样的改变。
 
或者,一个平民学问的时代来临了,第一次学问不需要宫廷的或者机构的供养,而可以扎根于普通人的土壤—— 中国十三亿百姓,他们的问题,才是学问的导向和根源。用学术的方法,做百姓的问题,用普通人对话的语言,解答百姓的问题,这才是文字的生命力,至于是不是可以被沉淀的“文化”,不必系怀,让答案,在时间的河流里去浮现。
 
想到这里,我猜,自己可以回答自己关于文字命运的问题了。
 
文字的命运,就是时代的命运。 
 
注:[1]这个数据来自被广为引用的卜凯在30年代初期对中国农村的调查。
推荐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