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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工业革命、高铁和中国经济

文 | GMT
 
上周往北去大连,周末又往南到杭州,都是乘高铁,五小时左右的车程。在大连三天,听了近二十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第四次工业革命相关的讲座。从分工和市场的视角出发,我将高铁和人工智能这两个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及的话题联系到一起,对中国经济的看法变得更为乐观。分工愈是精细,市场就愈为重要。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核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更加突出了市场的重要性,而高铁又将全中国的市场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今天中国的机遇在于,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技术的相对重要性下降,市场的相对重要性上升。
 
每一次工业革命都需要有标志性的重大技术突破。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是蒸汽机和铁路,机器替代人力成为可能,纺织业实现了机械化。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是电力和汽车,实现了批量化工业生产。第三次工业革命到底是什么还有争议,主流观点认为是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IT),但也有学者认为IT对生活水平的提高远不如前两次工业革命。世界经济论坛把第四次工业革命归纳成十二个重点领域和四个方面的技术突破:数字革命包括新算法和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多维打印;生物技术;能源和太空技术等。相比后两个方面,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最有可能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性突破。
 
人工智能的进展还只是冰山一角的一角。当很多人都在炒一个概念时,我们首先应该问自己这是不是陷阱。全球经济放缓,各国可观测到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速也在放缓。经济增长慢慢悠悠,可能正是因为革命性的技术突破太少。最近十年是否有革命性的突破,在宏观数据上还没有体现出来,但数据又是滞后的。抱着这种既怀疑又害怕被技术大潮甩下的心态,我向人工智能等领域的专家请教。大数据方面,数据存储、算法和来源都有了质的变化。大量的交易、社交、传感器和卫星数据被实时获取、存储并用于分析。人工智能方面,1970年代就火过后一度沉寂,近年来取得的突破是在图像和语言识别方面,让机器学习(machinelearning)和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成为可能。但技术很不成熟,机器还远没有掌握只有人类才有的模式识别和推演能力。
尽管如此,第四次工业革命潜在的破坏性仍不容小觑。和以往的工业革命相比,第四次工业革命将会更加赢者通吃,集聚效应更强。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是市场、数据、产品和人才的正反馈。市场越大的公司,数据越多,数据越多,产品就更能贴近终端需求,也就越能吸引人才,如此循环往复。第二是扩大生产和市场份额的边际成本为零。很多数据、软件和网络运用(APP)一旦生产出来,多一个客户,其边际成本为零,收入却大幅增加。李开复撰文称以往的工业革命只是针对某一行业或某一工种的替代,比如流水线替代手工业者,第四次工业革命则是对各行各业全方位的冲击。这一说法并不准确。实际上,称得上革命的技术进步都是破坏性的,第一和第二次工业革命都对就业和生产带来了全方位的冲击。很多工种因技术进步而消失,但人们还是会创造并找到新的工作。美国农业人口,1890年占到40%,到1940年只有20%,到1970年仅占2%,但最后都在服务业就业。
 
第四次工业革命将冲击收入分配、就业和公共政策。一是收入和财富分配将愈发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在个人、企业和国家之间都会体现出来。企业层面上,行业洗牌会加速,大部分行业都将出现龙头企业,形成垄断或者寡头垄断的局面。个人层面上,少数人创造和集聚财富的能力前所未有。国家层面上,中美两个大国分别有市场和技术上的绝对优势,地缘政治格局也将再次洗牌。二是对就业形态的挑战,有些刚刚兴起的工作可能被机器直接取代。2005年我协助Blinder教授研究美国八百多个工种有哪些是可以外包的,当时的结论是很多程序性工作,不需要面对面交流和个性化服务,都可以被外包到印度等地。从事后的发展来看,机器直接取代了接线员、客服和数据分析师等工种,外包并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工业革命。随着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的发展,最后剩下的工作有可能都是与人打交道的服务业。三是对公共政策的挑战,收入分配的愈发不平等必然要求收入的再分配和某种程度上的最低收入保障,不然整个体系难以为继。通缩阴云挥之不去,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边际上决定物价的普通消费者的购买力没有得到提升。
 
第四次工业革命愈发突出市场的重要性。如果说之前的工业革命依靠的是批量化工业生产(mass production), 今天的工业革命则是极致的个性化(mass customization)。制造和服务的边界正在变得模糊,产品背后的服务变得越来越重要。千篇一律的同质产品将不再常见,取而代之的是小批量的差异化产品。传统制造业依赖生产线,可以把不同零部件外包出去,最后通过组装完成。以3D打印为代表的数字制造(digital manufacturing)更多依赖的是一次整体设计和制造。产品变得越来越复杂,常常需要设计者和制造者在一起才能完成,需要很多个工种的配合,包括设计者、工程师、IT专家、后勤辅助和销售人员。市场和潜在消费者变得更加重要,生产需要更加贴近市场。与此同时,劳动力成本的重要性下降,设计和服务的重要性上升。以第一代IPAD为例,其售价499美元,劳动力成本仅33美元,其中在中国的最终组装成本仅8美元。谁最能贴近市场和终端需求,谁就拥有决定性的优势。
高铁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地理,凸显中国的市场优势。克鲁格曼在2008年经济学诺贝尔奖致辞中强调运输成本的降低让集中生产和规模报酬递增成为可能。生产者选择离市场最近的地方生产,然后向其他地方出口。高铁不仅降低了运输成本,同时还让贴近客户和终端需求成为可能,真正形成了全国大一统的商品、人员和资金流动,使中国的市场优势更加明显。但光有基础设施还是不够的,日本从1960年代开始一直在修新干线,经济增长还是快速下滑。今天中国的机遇在于,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知识迭代和传播的速度更快,技术的相对重要性下降,市场的相对重要性上升。如果说以硅谷为代表的美国的优势是取得技术上从0到1的突破。中国基于人口和高铁的大市场的优势则是实现从1到N的爆炸性增长。中国能否抢占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先机,在较长时间内保持中高速增长,不妨拭目以待。
 
*本文转自公众号“GlobalMacroThou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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