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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眼中的中国经济之三丨那座工厂那座城

谨以此文献给那些千万个在下行行业中笑着、哭着却仍然奋斗着的人们。要永远感谢中国的百姓,他们的乐观和坚韧举世无匹。       

对于很多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而言,“产能过剩”、“供给侧改革”这样的词语其实是一些抽象的概念。阐述得多么深刻激昂,也只不过是拂过脸颊的风,再冷再疼,一瞬也就过去了。但是,对于那些在“石油城”和“钢铁城”中出生、长大、上学、和工作的很多普通百姓来说,一座厂区就是头顶上的整个天空,不是所有的人都理所当然地能够成为鹰隼,搏击出另外的万里晴空。

庙堂上轻飘飘的一个词语,是底层多少普通百姓长长的一生。从50年代“开发北大荒”、“支援新疆兵团建设”,到60年代备战备荒的“三线建设”……宏伟的战略背后,是几千万普通人以自己的离乡背井,婚姻,子女教育为代价默默承受着国家产业悲喜起落的命运。

因为研究日照钢铁与五矿发展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我从2014年底开始看钢铁产业的数据,攒上10万的数据和文字,虽然没有最后成稿,但一直认为自己了解这个产业在中国兴衰起伏的历史和经济原因。然而,读戴希的《那座工厂那座城》的时候,我几次鼻子发酸,才明白这“旁观者”的研究(不管有多少数据模型支持)是多么肤浅和单薄。

一代人,几代人的命运和人生要怎么度量?我不知道。90年代末的时候,中国曾进行过一场国企改革,几千万的工人被下岗(其实就是“失业”),有的人“走出来”了,而更多的人,还有他们的子女则被卷入了历史洪流,滚滚而去。当回看历史的时候,我们也许应该稍微剥开那些对“更高更大更强”的迷恋,试着从普通人生存(这才是“民生”吧?)的角度来讨论。90年代以前的大国有企业工人们,其实和企业中间有一种隐形的合同——极低的现金工资是和隐含的高福利(工厂附属医院,教育,社保,住房)相匹配的。以那样的收入水平,大部分“旱涝保收”的工人是不可能有太多储蓄的。 在“剥离三产”的改革后,工人们一旦“下岗”,其实丧失的不仅仅是一份工资,而是整个家庭生活的基础。这种代价,对于一个国家,可能叫“阵痛”,可是,对于一个普通家庭,却可能是“绝症”,不是当事人,永远不会理解那种挣扎的痛苦。

当年的改革非常幸运。98年的住房改革、2003年的入世,加上当年较小的经济体量,较低的城市化率和第三产业的比例,中国开始了超高增长的一段时期,巨大的经济增量逐渐吸纳了大部分的青壮年失业人口,虽然有多少个人和家庭的贫困为代价,却没有酿成社会性的巨大灾难。而今日的中国,已经面临完全不一样的情景,8000多美金的人均收入,连续下滑的经济增长率,因为“计划生育政策”而提前加剧的人口老龄化,逐年上涨的劳动力成本导致大批外迁的产业……我们不可能有再有那样的发展速度和那样大的经济增量来容纳那么巨大的失业人口了。

 

戴希走出了攀枝花了,可是川哥(她的爸爸)还留在那里。对于很多很多人来说,那是走不出又回不去的原乡。对于庙堂之上那些文件措施制定者来说,我想,回望历史,不应该是简单地铭记,而是为了改变。


90后眼里的中国经济之三
那座工厂那座城
文/陈戴希

1

一座叫攀枝花的钢铁城

1990年,我和双胞胎妹妹出生在四川一座叫攀枝花的山城。山城是以花命名的,但是直到我19岁离开那里之前,我从来没有觉得家乡很美。印象中视野内全是光秃秃的山岭。就算是春季,这些山岭也不会披上青色。因为有丰富的钒钛磁铁矿,这块西南偏隅的不毛之地以一个钢铁工厂为中心衍生出一座移民城市。这座工厂就是攀枝花钢铁公司(攀钢)。妈妈说,毛爷爷时代,国家从1964年开始在属于“三线地区的”13个中西部省、自治区进行了一场以“备战”为目的的大规模建设[1]。攀钢基地投建就起源于“三线建设”(见表1)。

当时全国重要钢铁产业基地的很多职工都举家搬迁到了攀枝花支援三线建设。特别很多鞍钢的辽宁人,他们从东北到西南,跨越了整个中国来到这片山区,支援这里,也扎根在了这里。我的奶奶和爷爷也是从牡丹江畔的军垦国营农场医院搬迁过来的。他们俩都是四川人,作为医生,他们在1958年响应“十万官兵开发北大荒”去支援东北,十六年后,又响应“三线建设”返回西南边陲,在攀钢附属医院工作。记得在我小时候周围很多小朋友都是一口东北腔,上学以后,在攀钢附属的学校里也没有说四川话的氛围,后来知道这种情况在四川省内是很不常见的(四川的中小学生除了在课堂之外都是讲四川话的)。

除了自身庞大的车间体系以外,还有很多附属于攀钢的后勤单位、医院、学校和幼儿园,以及配套的服务业设施(例如购物点、餐厅、体育馆、休闲中心)。周围小伙伴们的爸爸妈妈要么就是工厂的工人,要么就是附属单位的职工。我们的衣食住行都跟这座工厂息息相关。

2

岁月也曾静好

和很多老攀钢人的子女一样,我爸爸在冶炼专业毕业后,也进了攀钢,在附属职教中心工作。我妈妈是随着她姐姐姐夫移民到这座城市的,他们都是攀钢职工,不久我妈妈也进了攀钢附属的后勤公司工作。1990年我和妹妹出生后,他们需要抚养两个孩子,所以10岁以前家里生活还是比较紧凑的。

从1995年开始,钢铁开始紧俏。爸爸说当时如果有办法拿得到一吨钢材的话,在原价两三千元一吨的基础上,都可以再加价五六百元卖出去。爸爸和同事们开始也在职教中心建了小型轧钢厂作为校办副业,与攀钢的热轧厂合作对次废钢材进行再加工。再后来,我发现身边的很多大人们成立了钢铁贸易小公司,开始做一些生意,爸爸和他的朋友们也不例外。

我们家的生活也在逐渐好转,买上了车,住进了市中心的房子。直到2005年我念高中,爸爸妈妈的工作都很安稳。印象里市中心开了一家很大的华联超市,妈妈每次都会把购物车塞得很满,爸爸还会每周邀请职教中心的美国志愿者(支援偏远地区教育的美国人士)到家里来玩,做满满一桌子菜。有一个叫Lindsey的志愿者姐姐经常来家里玩儿,她会跟我们讲很多美国的故事,包括她的家乡(纽约州罗彻斯特市)因为柯达的破产而衰退的故事。她没有讲得很细,只是说她的爸爸和爷爷都是柯达老职员,还有家里很多亲朋好友,都因为数码相机带来的变革失去了工作。她说的有些无奈伤感,我当时也就是在饭桌上呆呆地听着,浑然不觉类似的事情会在自己的身边发生。

3

产业雪崩与大迁徙

高一的时候(2007年),我开始时常听到妈妈对工资待遇的抱怨,她说攀钢效益不好了。高二时,妈妈干脆办理了退休全职在家照顾我和妹妹。不久,爸爸兼职的钢铁贸易公司业绩也出现了问题,他们职教中心的小型轧钢厂也荒废了。

后来发生的事情,越来越出乎预料。钢铁价格(以典型的螺纹钢为例,如图1)在2008年后半年先开始出现雪崩式暴跌。4万亿刺激计划将钢铁价格死撑至2011年,随后钢铁价格就开启持续走弱模式,直到不如白菜价。2015年冬季,一吨螺纹钢下挫到1800元的价格(即9毛钱/斤),同期白菜市场价在1块钱/斤以上。攀钢在2008年和2009年出现了明显亏损,并在2010年被鞍钢重组收购,将业务重心从“钢铁冶炼”转移至“钒钛磁铁矿开发”(见图2)。随着中国经济的急速减速,全球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每况愈下,铁矿石由2010年的180美元/公吨降至掉价2014年底70美元/公吨,攀钢在2014年出现了严重亏损,开始“激励”子公司进行裁员。

2009年我和妹妹到外地上大学以后,爸爸没有继续碰钢材生意,在职教中心做一份后勤职务;妈妈在成都找了一份工作。渐渐的,爸爸妈妈的很多朋友都离开了攀钢,在外地做生意和找工作,并且开始陆陆续续地把家也搬到外地。2010年,我们也搬家到了成都。因为高中的很多同学家里都搬过来了,我们暑假在成都组织高中同学聚会也很容易。就在几年之内,好像世界都天翻地覆变化了。官方统计数据说攀枝花市的人口还在增长,到了120万,可是我们看到的是人渐渐都走了(民间有说法是已经流出了差不多1/3,近30万)。最明显的是我们家在那儿的几套房子,从去年开始就很难租出去了。后来妈妈和妹妹在成都工作了,我到北大去念博士了,我们三个已经“走出了”山城,但是爸爸却反反复复地离开又回去。

4

一个缩影:转型中的困兽之斗

在成都,爸爸呆得很郁闷,他不太适应朋友介绍的外企工作,又很抗拒闲在家里。因为一群朋友在那里守着自己的钢铁产业,他一直想回到那座山城。终于在去年年初,他不顾全家反对回去了。我当时并不清楚他回去做什么,但是可以肯定还是跟“钢铁”有关。果不其然,他加入了他的朋友在钒钛高新园区设立的纳米铁粉公司。这个产品听上去挺高大上的,属于高科技创新。他一把年纪了也要响应国家号召,跟着朋友创新创业,我们母女也不能硬拦着。爸爸回去工作热情高涨,要么是在加班要么是在开会,电话里语速都快了。

我的理解是,因为攀枝花丰富的钒钛资源,攀枝花的第二产业由“钢铁冶炼”向“钒钛资源开发”转型,政府专门设立了钒钛高新区作为涉钒涉钛公司的孵化器。爸爸所在的纳米铁粉公司作为涉钛公司进驻了这个园区(纳米铁粉的原材料是硫酸法生产钛白粉的副产物,是属于涉钛产品)。爸爸跟我讲政府和军工部门对他们公司高科技产品重视了;中信资管对公司注资了;投行开始接触他们拟筹备上市新三板了。周末的时候,我跟在北京创新创业的年轻朋友们吃火锅,他们也会兴致高昂地跟我讲类似的故事。

但是到了去年冬季,爸爸所在的纳米铁粉公司陷入了困境,跟当时绝大部分企业一样,遇到了资金短缺,即缺血。这种血虚之痛源于多方面:他们在前期改善产能的研发尝试方面消耗了大量资金(例如高价购买的粉体改造设备没有达到预期的生产功效);经济下滑,银行惜贷,公司办理展期难度大;省政府的奖励补贴卡在市政机构的层层审批环节。然而,他们看好纳米铁粉在军工市场的前景,并没有选择停产,而钒钛高新区里的不少公司,都在这个经济发展的严冬停产了。他们仍然继续在寻求投资方,继续在改善产能,继续在坚持车间运转,即使有时工资会拖延,即使部分股东和供货商有抱怨,即使现实已经给了他们很多条可以停产的理由。今年年初,攀枝花电视台的一期新闻节目还专门报道了他们纳米铁粉公司的高科技创新以及在经济严冬期维持生产的事迹。外人可能看到的是满满的正能量,可妈妈说看到的却是困兽之斗般的心酸。话说回来,我从心里还是佩服这种老产业人们特有的顽强精神(或者叫硬骨头精神也好)。

5

对产业发展规律的一点反思

“产能过剩”、“供给侧改革”、“转型升级”,这些听上去飘在云端的大而空的词,只有降落到凡间,发生在身边,关切到亲朋好友,方能有意义。产业发展的经济规律是什么?它是我眼中的攀枝花山城,Lindsey眼中的罗切斯特市。极端一点,它还可以是底特律市、鄂尔多斯市或者端岛等鬼城。城镇化本身是经济要素在空间上的集聚,具体可以体现为产业的空间集聚带来人口、资金和技术的集中。产业结构的变化也会使得城市发展模式相应调整。产业由兴旺到衰退的生命周期变化会直接影响城市繁荣和没落。

 

目前国内钢铁产业产能过剩3亿吨,产能利用率67%(以粗钢为例,其产能为12亿吨左右,2015年其产量仅为8亿吨,产能利用率不足七成),亏损面达到五成。2015年各省钢铁产业的粗钢去产能完成了1.25亿吨,其中各省政府计划内的去产能量为0.18亿吨,工厂自主的去产能量为1.07亿吨。除了钢铁产业,煤炭、水泥等重工业同样聚集了高风险,行业亏损分别达到了八成和四成[3]。这些亏损和去产能的背后是一座又一座工厂,一片又一片以工厂为中心汇集而成的城区,以及千家万户留下或者外迁的抉择。

 值得反思的是,这些产业在面临产能过剩同时,也极度缺乏高端产品。正如2016年第一个工作日,总理伯伯在山西主持召开工作座谈会时说的那样,“我们在钢铁产量严重过剩的情况下,仍然进口了一些特殊品类的高质量钢材。我们还不具备生产模具钢的能力,包括圆珠笔的笔头,目前仍然需要进口。这都需要调整结构。”同样的话,他早在去年6月也讲过。我细查了一下,圆珠笔的笔头分为“球珠”和“球座”(均属于模具钢)。我国已经具备“球珠”(Textured Tungsten Carbide Ball)材料的生产基础,但是不具备“球座”(Stainless Socket)材料的生产基础。并且笔头的组装技术也长期掌握在法国BIC、瑞士Mikron、德国Hutt等公司的手中。我国向瑞士进口组装笔头的精密机床,向日本进口笔头的模具钢线材,向德国进口了墨水,最终成为了毛利率极低的圆珠笔生产大国和出口大国。

“产能过剩”是衰退的方式之一。而“供给侧改革”和“转型升级”是延长产业生命周期的关键。如果罗切斯特市的柯达在1998年就果断地转型数码成相;如果底特律市的汽车三巨头在1970年就果断改变大尺寸、大排量的单一产品结构;如果山城的攀钢在2006年就果断地布局(纳米铁粉一类的)高端钢铁制品,而不是躺在粗加工产品上挣钱……产业转移无法被阻止,产业转型必定承受阵痛,同样的故事和城市还会出现在未来,出现在世界各地。产业集聚和产业转移本就是两个并行不悖的动态过程[4]。

爸爸和他的伙伴们还留在山城。昨天电话里爸爸说,钢铁产业没落以后,攀枝花没那么多污染了,政府严控污染,也开始打发展旅游产业的牌了,山城的空气质量变好了,天也变蓝了。终于,我的家乡变美了,但是我们也回不去了。

 

注:

[1]从1964年至1980年,贯穿三个五年计划的16年中,国家在属于三线地区的13个省和自治区的中西部投入了占同期全国基本建设总投资的40%多的2052.68亿元巨资;400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成千万人次的民工,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时代号召下,打起背包,跋山涉水,来到祖国大西南、大西北的深山峡谷、大漠荒野,风餐露宿、肩扛人挑,用艰辛、血汗和生命,建起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

[2] MySpic指数:My steelprice indices of China,即钢材价格指数。该指数,考虑了长材和板材在中国钢材消费中的权重以及中国华东、华南、中南、华北、西南、东北和西北七个行政区域的钢材消费权重,是一个由品种和地区混合而成的加权价格指数。

[3]《跟90年代比,现在是不是去的慢了点》, 刘毅等, 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2016年2月21日.

[4]《底特律的启示》, 李华, 《中国青年报》, 2013年6月3日02版.

 


编后语

戴希称呼她爸爸为“川哥”,称呼她麻麻为“戴姐”。在看戴希的文章的时候,倔强的川哥和乐观的戴姐都红了眼眶。他们给希哥(作为一枚漂亮又野蛮的女博士,我们都称呼戴希为“希哥”)写下自己这个时刻的感受。这是一对60年代生的普通父母,是千万个上行或者下行的产业中笑着,哭着,却仍然奋斗着的人们的缩影。要永远感谢中国的百姓,他们的坚韧和乐观真的举世无匹。

川哥说:“目前实业的坚挺尤为宝贵。希望我们公司能尽早克服技术难关,产能稳增。钒钛产业仍会继续支撑山城的发展,希望山城持续美丽持续繁荣。”

戴姐说:“我庆幸当时自己有勇气离开攀枝花另谋出路。钢铁产业没落,我们很多人都离开了那里。现在在成都有安稳的生活和工作,偶尔怀念一下攀枝花的阳光。小宝工作顺利、大宝读书争气是我的幸运,我已经比较满足了,当然川哥也不容易,哈。”

(文中涉及图片未作说明者,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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