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历史，不仅仅是为了铭记，而是为了前行。或者，袁庚留给我们的，远远不是几个企业、一个开发区所能概括的。历史走得越久远，我们越能了解“伟大”和“传奇”的真正含义。

2016年1月31日下午，前两天还颇有几分暖意的江南突然下起雨夹雪，噼噼啪啪地打在车的顶篷上，然后又转成大片的雪花，被冷风吹得斜斜地飘下。天色昏暗，颇有点“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的凄凉。

所有的头条都被“袁庚“这个陌生又熟悉的名字占据。仔细玩味一下，这个被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尊称为“中国改革开放具有标志性的先驱者、探索者之一”的老人身份颇有几分特殊之处。

说他是官员吧，在官方的排名体系中，他只是“副部级”（严格说是享受副部级待遇）。他的正式官衔是（交通部下属）香港招商局副董事长，（招商局下属）蛇口工业区总指挥 ——要戏谑地换算，也最多相当于五品官员。

说他是商人吧，他虽然主持创建了招商银行，平安保险等系列著名股份制企业，但是他既不拥有股份，也不曾直接管理经营企业。

似官非官，似商非商，非权倾朝野，非财倾天下，却拥有极高的政治和社会声望。这在中国“官本位”的历史文化体系中，确是一个异数。然而翻看历史，却总是能发现似曾相识的影子。每次读到关于袁庚、深圳蛇口工业区、招商银行、平安保险的历史资料时，我总是不由自主想起另外一个“似官非官，似商非商”的伟大灵魂。

1926年8月24日，广东的袁庚10岁。而在长江三角洲，一个叫张謇的海门人病逝于南通，出殡之日，南通万人空巷，百姓悲泣于道路两侧，这个人此时的身份，是一家风雨飘摇的棉纺企业——大生棉纺厂的所有者；是南通城的城市规划者、筹资建设者；是长江三角洲系列西学学校的缔造者。

1853年，张謇生于江苏海门，幼聪颖，遵父命投身科举之路。22岁中秀才。光绪8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日本乘机入侵，清政府应朝鲜请求出兵援朝。29岁的张謇投笔从戎，入朝平叛，并发表系列政论文章，主张对日强硬政策，因此得到著名的“清流”南派首领翁同龢的赏识。清流一派拥光绪（翁本身就是光绪皇帝的老师），与慈禧不合，张謇政治上也颇受排挤。虽有“才华横溢”之美名，科举之路却并不平坦，屡战屡败了20多年。

直到1894年，41岁高龄的张謇第26次参加科举，终中状元，以六品翰林院修撰入闱。尽管中了状元，但科举的多年庸碌蹉跎使得他的思想开始转变。恰逢当时“洋务”兴起，张謇开始向往“实业救国”。一开始他仿效招商局（盛宣怀），以“官招商办”、“官商合办”的模式，创办了“大生纱厂”。期间几经波折，几乎弹尽粮绝，张謇以状元之尊，在上海四马路卖字，赚取一点从上海返回南通的旅费，沦为迂腐士子们的笑柄。幸而他内心强大，无惧一时之毁誉，坚定不移地抛弃了陈腐八股，继续自己的实业梦想。

1898年，百日维新失败后，翁同龢被慈禧罢官。张謇深感仕途之险恶，“实业救国”的念头更加坚如磐石，破釜沉舟压上全副身家，借高利贷维持纱厂运营，九死一生。幸而天意成全，当年棉纱价格猛涨，大生有惊无险的活了下来。

之后，张謇在创业的道路上一发不可收拾，先是（在吕泗、海门交界处）建成纱厂的原棉基地；随后又在南通唐闸创办了广生油厂、复新面粉厂、资生冶炼厂，建成了一个轻工业产业园，之后又兴建天生发电厂，投资了多家公司。为了实现方便集团企业之间的运输和沟通，张謇又开通公路，进行城市规划，先后建设了南通电灯厂、大聪电话公司，（南通）气象台、南通更俗剧场，南通博物馆等系列企业。南通普通百姓的生活快速地迈入了现代社会。1920年，南通唐闸人口近万户，已接近5万人。通扬运河沿岸工厂林立，商业繁荣。当年海外发行的世界地图，中国许多大城市都没有标出，却在南通方位赫然印着“唐家闸”三个字。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南通张謇，连云港沈云霈，许鼎霖并称苏北三大实业家，为长江三角洲的轻工业打下了坚实基础，“商办“（或者说“民办”）的基础设施投资也是当时主流。（回看历史，我们现在讨论的什么public-private-partnership, PPP模式，在历史上并不是羚羊挂角，无迹可寻）。

在办厂做实业的过程中，张謇痛感西学（现代科学技术）的重要，遂开始操办”兴学“一事。他以纱厂几年的收入，加上多方集资，终于成立“通州自立师范”（中国师范教育的开端）。1905年开始，张謇和马相伯在吴淞（上海）创办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倡建海五属公立中学（南通中学前身）、医学学专门学校和纺织专门学校（扬州大学，南通大学前身）、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河海大学前身），江苏省立水产学校（上海海洋大学前身），吴淞水产专科学校”（上海海洋大学的前身）等一系列的学校。

不夸张地说，直到今天，长江三角洲数得出名字的高等院校，或多或少都和张謇有着割不断的渊源历史。他一个人，犹胜十个八个教育部、住建部、交通署。

和所有中国的传统士子一样，张謇笃信的是“家国家天下”，他的政治抱负远超过经商热情，但是他的政治思想并不顽固僵化，他从清王室的保皇党，转变为立宪派，再转为民国的民主派（斥责反对袁世凯的复辟），其路径虽长，却可以归结到简单一句：“民生”为第一要务。凡是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政府、政策、举措都是可以权宜处理的。

从1904年开始，张謇历任清政府的（三品）江苏咨议局议长、中央教育会长，江苏两淮盐总理，（孙中山）南京政府实业总长，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兼水利总长等职务。因袁世凯复辟称帝，1914年愤而辞职，以布衣之身奔走江湖，实践他“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的梦想。

作为“由官而商”一个实业家，张謇虽然没有学过现代经济学的所谓“代理问题”，却对这个问题有这特别清醒的认识。在担任农商总长期间，他说原来的“国有企业”（部办企业）因为“无导民兴业之心，卒之糜费而乏效果。今后部办企业，概行停罢，悉听民办”。

纵然以匹夫之力，也要扶（国家民族）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这是张謇一生的梦想。戎马也罢，入仕也罢，从商也罢，无不为此。然而时局大势颓废，民族工业势微，张謇也终于没有能扛过时代车轮的碾压。

1921年，由于扩张较快，又以企业之力行社会之事（办学等公益）耗资甚巨，大生纱厂出现负债过高的苗头。1922年，棉纱市场突然变向，棉贵纱贱，大生陷入债务危机。这是一场席卷全国的棉纺织业危机，大部分中小棉纺企业纷纷倒闭。在这个过程中，北洋政府没有为民族企业提供任何帮助。而隔海的日本棉纺企业，也在20世纪初遇到过类似的困境，但是日本政府迅速为企业提供贷款援助，企业得以快速复苏和扩张。趁着1922年的危机，日本纱厂在中国市场占据了主动，“东洋纱”打败了“国产纱”，大生未能幸免。1923年，大生几乎停工，1924年到1925年，大生已经在破产边缘，被迫进行债务重组，包括多家银行，钱庄在内的债权人接管大生。

1926年，张謇内忧外患，心力憔悴，终不能支，勉强撑到了8月，病逝在南通。一代民族工业的拓荒者，立宪运动的领袖，安静地离开人世。如今百年，多少帝王将相已成尘土，而未曾登顶权力巅峰，未曾富可敌国的张謇，却在历史上镌刻下了不朽。

和张謇相比，袁庚一生中得到的浮名更少，70多岁才拿到的“五品”（副部级），在体制内的金字塔中几乎可忽略。和张謇一样的是，袁庚的政治理想坚定，但不僵化顽固。他青年时代戎马倥偬，中年时期从事外事和情报工作，为共产主义的新中国奉献，文革中被关入秦城监狱，58岁出狱，仍不改信仰。60岁后再跃马扬鞭，以一个坚定的老共产党员的身份，冒天下之大不韪，突破姓“资”姓“社”的意识形态的限制，在一片荒凉的泥泞之地上，留下中国改革最传奇的拓荒之地——深圳蛇口工业区。他以自己的政治生命为抵押，率先在蛇口推行股份制，留下中国最有活力的企业之——招商银行，平安保险。90年代之后，老先生从容地隐身于历史大舞台的一隅，沉默地让历史评说。

一切问题都是经济问题。从张謇到袁庚，近当代鸿儒皆重实务，求新求变，不变的是家国情怀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崇高使命。上世纪中国80、90年代的改革，是南风北渐的历史，而这段历史的核心，就是深圳、蛇口所代表的务实、勇气、担当、从善如流的开拓精神。这种精神面貌下的历史现实，整个社会迸发出巨大的创造力和热情，令人惊奇地实现了社会主义框架内相当程度的市场化转型，使得一个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大国从贫穷萧条转变成为最富活力的市场经济体之一。

回望历史，不仅仅是为了铭记，而是为了前行。或者，袁庚留给我们的，远远不是几个企业、一个开发区所能概括的。历史走得越久远，我们越能了解“伟大”和“传奇”的真正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