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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来自我和刘晓春的一个对话。刘晓春是资深的中国银行家,也是我心目中模样最“银行家”的人——灰白的头发永远一丝不苟,西装革履,浅笑轻言。

他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从基层信贷员做起,做到中国农行香港分行行长,又担任浙商银行行长——深耕中国银行业近四十年,既懂业务,又懂中国,既通行业,亦明人性。语言永远温文尔雅,但观点永远鲜明犀利。

我第一次跟他长聊是七、八年前,正是“科技颠覆金融”概念最热的时候。当年,晓春行长斩钉截铁的说,“技术不能改变金融的属性,因为金融做的是人的信用的生意,是关乎人性的”。

数年后,当各种泡沫浪潮退却,再回想这句话,更觉睿智。

这几年,晓春行长离开了一线业务,担任上海新金融研究院(SFI)副院长,花更多精力在研究思考金融行业的底层问题上。上周他来我们直播间,分享了他的书《金融科技新格局:从技术狂热到理性繁荣》以及他对银行业资产负债管理、金融科技等领域的见解。

我也不客气,直截了当问了一个这两年一直困惑我的问题:

信贷是银行业的支柱,更是现代经济体冷热的阀门。某种意义上,信贷塌方几乎就是经济寒冬的代名词。

过去20多年,房地产是中国信贷的发动机。随着房地产行业的熄火,中国的信贷出现了“断崖式下跌”的风险,同时也给银行的经营带来了巨大下行压力。比如说,今年7月份社融数据大幅低于前值、低于市场预期。

所以一个灵魂拷问是:房地产之后,中国银行业下一个阶段的增长引擎在哪里?

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银行业下一个阶段的增长引擎在哪里?

01

晓春院长的回答

1. 银行业是整个现代经济的一个中枢,因为所有的资金流,汇款、信贷……都要经过银行体系。中国社会融资的90%以上是银行贷款。所以某种程度上,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反映的就是经济的健康程度,银行信贷资产反映的信贷结构就是社会的经济结构。

换言之,银行业是顺周期行业。并不是银行决定了经济发展的方向,而是经济发展决定了银行资产负债表的结构。

2. 从银行角度而言,是永远想放贷款的,只要有好资产,银行放贷的冲动一定在,不用鼓励,就像有钱自然想消费一样,不用刺激

所以现在信贷萎缩的核心是什么?是找不到资产。

为什么找不到(可放贷)资产?

这是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比如自身经济结构转型,城市化放缓,从制造到服务,转换的过程中,新的动能没有起来,都会减少对信贷的需求;比如疫情影响内需不足,国际环境变化,外需转弱;另外本身市场的调节和管理也存在很多问题。

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造成了经济信贷的一个“爆发前的压抑”。

从企业家的角度来说,虽然很多企业家面对现在的新技术,确实觉得有前途,但这些技术怎么才能够产业化?他们也看不明白,没法透视。他们找不到方向,银行当然就找不到资产。

3. 一般逻辑都认为,这些高风险的技术创新产业化要靠直接融资市场(股市、债市)。但直到目前,中国仍然是以银行为主体的间接融资市场(占比90%以上),这种格局不可能在十年八年内改变。

那该怎么办?

4. 我们要区分原创科技和技术应用上的产业化。我们国家在硬科技原创上相对落后,但在部分技术应用(比如互联网应用)其实之前做得不错。但过去几年,后者也突破不多,所以银行找不到好资产。我们不应该贬低技术应用的创新。原创科技是0到1,技术的创新应用或产业化,是另一个领域的0到1,都应该得到全社会的充分鼓励。

所以现在我们要考虑的是,间接融资能不能去为这些技术应用提供动力——而这,需要金融创新,尤其是金融制度的创新。

5. 什么金融创新?

比如说直接信贷的定价要改变方式

所谓直接就是不要去转弯,例如什么投贷联动,什么理财计划,各种绕弯。

但是贷款的风险计价要改变。原来只收利息,那么现在是否可以考虑这类贷款在利息之外,允许享受其可能的增值,比如A轮,B轮分别可以享受到一个百分比(但不摊薄其股权)的收益。

但这个比例需要注意两点:

1)不干涉经营权,只拿收益权

2)设定期限(比如到某一轮)

更重要的是,会计制度要相应改变——当银行获得这些收益,不能直接作为损益,而是先进入到一个特定的拨备账户——这样一来,相当于一个组合,可以对冲可能的失败贷款。

还有税收制度,银行收到这部分收入进入拨备账户,是成本,不应该向银行收营业税、增值税——换言之,这一块收益进来以后,能不能真正成为利润,要有一整套的规则、核算规则。

所以这个“创新”,不仅是指简单的直接贷款,而是指贷款后面一系列的制度配套——这个才是真正的金融创新。

02

香帅如是说

晓春院长的意思是,现在我们经济面临问题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银行缺资产,优秀科技企业又缺资金。

直接融资市场的建立完善当然是需要的,但我们也要考虑到自己的约束条件——这种间接融资体系占据绝对地位的格局不太可能在短期(这个意义上,10年都算短期)内改变。

所以,现在当面临信贷萎缩,银行和经济基本面双重承受压力的情况时,与其费尽心思等直接融资市场起来,不如“就地取材”,在间接融资体系的基础上做制度创新。比如让银行给高风险的科技创新项目融资。但这会涉及会计、税收、甚至银行行业本身的很多制度。

所以结论是,给定中国这么庞大的银行金融资产,中国的金融创新不要盯着一些技术细节,而要集中在“解决问题”本身,否则总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除了对信贷这个问题有精彩的回答外,晓春院长对于“金融是否拉大贫富差距“ “银行业数字化转型究竟是什么”“利率越高对银行越有利”等问题都有非常精彩的论述。

关于“金融是否拉大贫富差距”,他说——

“在历史的长周期上,金融,技术,市场都是造富人类的。它们帮助资源集中,加速积累、加速创新,然后创造更多的财富。只是在当下的短期,这些都可能拉大贫富差距。比如说贷款可加速一个企业(机构)的积累,让它们更快地扩大再生产,财富会变得更集中。但这不是金融,不是技术,也不是市场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我们要靠第二次,第三次分配,靠人创新社会制度来解决贫富差距问题。而不是靠打压市场、打压创新、打压金融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

关于银行数字化转型,他说——

“银行业数字化转型的前提是懂银行业务。数字化只是工具,是为提高银行业效率服务的。”

“(银行)数据治理不能为治理而治理。而是要目的明确,解决业务中的具体问题。”

关于银行经营,他说——

“贷款利率高不一定赚钱——贷款利率越高,意味着额度越大,期限越长,所以需要的银行配套风险资本也越多,相应的低收益(无收益的)流动性资产配置也要越多,这样对冲下来,高利率白干了。所以银行经营的核心于资产负债表的管理。资产负债表的摆布本身就是赚钱的。”

……

很多类似关于金融业和科技金融的思考,都在最近出版的《金融科技新格局:从技术狂热到理性繁荣》一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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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涯

唐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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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金融学者,香帅数字经济工作室创始人,香帅的金融江湖公众号主理人,香帅的北大金融学课主理人,年度财富报告主理人,曾任北京大学金融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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