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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以来最具前瞻性的诺奖:用经济学模型量化未来

2018年10月8日下午,诺奖委员会宣布了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美国经济学家,77岁,耶鲁大学
保罗·罗默(Paul Romer),美国经济学家,63岁,纽约大学
一般人可能会认为这次奖项是颁发给“发展经济学”(Romer)和“环境经济学”(Nordus)的。这个理解不算错,但是远远低估了诺奖委员会思考的深度。我个人认为,这是过去10年最有前瞻性和思想性的(经济学)诺奖,也是我们这个时代对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巨大转变所作出的回应。
 
极简的说,这两位的研究可以用3个词语来概述:经济增长、知识创新、气候变化。其中经济增长是目标函数,知识创新和气候变化是具有外部性的内生变量。
 
这句话怎么理解呢?先想一下,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学科?对于这个话题可能有无数解释,但是有两个命题是永恒的,一个是“增长”,一个是“分配”。没有增长哪里来的分配,所以首要的命题是,人类社会要怎么样才能实现持续的增长,e.g. 创造更多的财富?
 
其实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上,“增长”并不是常态。你会看到,在过去的2000年中,人类经济增长是个极为缓慢的过程,在前面的1800年里,人类经济增长几乎是一条水平线,直到18世纪,也就是工业革命之后,这条增长曲线的斜率才有了第一次跳跃,人类经济增长出现了“快速”增长;再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也就是计算机和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开始,这条曲线斜率再次跳跃,变成了一根几乎是垂直的直线,也就是说人类经济增长呈现出爆发式的几何级数的增长。(e.g., 公元后的前面1700年总共增长了3倍,从1700年到1940年,200多年增长了10倍,而从1950年开始到现在的70年,又增长了10多倍)
 
没错,人类脱离极度贫困匮缺仅仅两三百年历史,衣食无忧也不过六七十年的历史——沉迷穿越的同学可以断了这个念想了,漫长历史上人类社会的匮乏和贫困是今天的你根本无法想象的。
 
除了庆幸自己生活在当下以外,这些数字还告诉我们一些基本事实,并且得出一些关于我们未来的推论:
 
1)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因,双方会相互作用,形成几何级数式的爆发式增长
 
这一条对于目前我们人类社会的状态具有太重要的涵义——在蒸汽/电力时代,信息时代之后,人类社会的技术进步到了一个临界点,人工智能/大数据为标志的智能时代,几乎就在触手可及的“未来”。技术进步的动力来自哪里?会怎么具体作用于经济增长?对这些问题的“具体的,量化的,框架性”的回答对我们下个时代的增长路径,世界各国的政策制定都有重要的意义——而这,正是Romer的核心研究。
 
和人类社会经济增长的路径差不多一致,到20世纪50、60年代才出现了成型的经济增长理论,以索洛Solow等人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盛极一时,他们的模型中,资本K和劳动力L是增长的基本要素(inputs),技术进步A则是一个外生的变量。
 
Romer在敏锐的捕捉到“知识经济”的苗头,80、90年代提出两代关于知识和创新的“内生增长模型”,他有几个核心观点:
 
“知识”是经济增长的要素,知识累积会内生影响劳动力水平和资本回报率。
 
大部分技术进步源于市场激励导致的有意识的投资行为,即技术是内生的。
 
创新可以使知识成为商品(e.g., 开源代码,发明专利),而知识商品非常特殊,它具有使用上的非竞争性(nonrival)和占有上的部分排他性(partially excludable),而且可以创造垄断利润(e.g.新药研发等等)
 
这几条听上去不复杂,但是对于全球的经济增长模式和政府政策制定都有巨大的影响力:技术进步不是外生的,而是内生于劳动力和资本之中的。教育投资、研发投资都会加快知识累积,使得劳动力素质提高,资本收益提高——正因为此,边际投资回报率下降这个事情比传统理论中要慢的多,增长知识累积的投资的持续增加能够长期地提高一个国家的增长率——这对于全世界都是一针强心针,下一波技术革命的速度,下一个30年的经济增长的速度可能会取决于我们今天的投资方向——不但国家,其实个人发展也是如此。
 
更重要的是,社会必须允许“创新”带来垄断利润,这才能够激励厂商大量投资在创新活动上,加速知识累积,而这种知识会因为使用上的非竞争性,产生溢出效应,再进一步加速知识累积,这样对经济增长会产生多重的拉动作用。Romer在自己的模型中对这些问题都给出了极为严谨详细的论证,让很多实证研究有了理论框架,能够给出具体的量化的分析。这些研究对各国政策都有深远的影响,比如为什么知识产权和专利的保护重要?因为这是技术进步的核心,也是经济增长的源动力;比如为什么要允许“垄断利润”存在,因为这才能加速全社会知识累积,让知识产生外溢效应;比如为什么要在教育上加大投入?因为这才是决定未来增长潜力的根本。
 
所以,Romer的增长模型是一个前瞻性的增长模型,它对过去这几百年人类社会的增长路径做出了很好的解释,更为下个技术革命下的人类增长模式提供了框架性的insights—知识创新是技术进步的动力,他们通过投资的方式作用于经济增长,而且是累进的叠加的方式。诺奖颁给他,不仅仅是因为他对过去增长经验的总结,也不是说Romer的理论是完美的,严格说,这是新增长模式的开始,诺奖委员会是希望鼓励更多的学者在研究新增长模式的路上来。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从刚才这条曲线得到第二个启示:
 
2 )高速增长带来的问题,比如自然环境问题,是人类社会的全新命题。怎么将自然环境的变化和人类经济活动的内生性关系量化测度,在自然环境的约束下,实现人类可持续增长——这则是Nordus的研究核心。
 
我们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物质富余年代,享受高速增长的同时,也面临着人类历史从来没有面临过的问题—— 自然环境问题,而气候问题又是其中重中之重。在短暂的人类历史上,我们从来没有这么多人口,这么多工业,这么庞大的人类活动排放出来的温室气体过多过快,超过了地球生态吸纳他们的速度,这使得地球表面温度升高,从而可能会导致冰川融化,植被死亡,海洋洋流剧烈变化等多种自然问题(e.g, 很多人认为这些年的各种飓风,地震,海洋平面升高等自然灾害都和温室气体排放有关)。这些问题,都是直接影响到人类安全可持续发展的大事。
 
传统上这些问题都是自然科学的领域,但其实他们和经济领域有密切关系: 一方面,所有这些“排放”都是人类生产消费等经济活动的结果,你如果要控制温室效应,必须通过影响人类经济系统才可能起作用,另一方面,气候变化也会对人类经济活动产生影响(e.g, 旱灾会导致农业歉收,山竹台风会造成严重经济损失等等)。
 
在Nordus之前,虽然有学者也提出了这些观点,但是缺乏系统的理论框架。Nordus尝试着把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整合在一个模型框架里,在这个模型里,经济活动会产生碳排放,碳排放又使得生态系统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再影响到经济系统,形成一个循环流。他将经济学中的边际分析引入了气候变化这个命题中,比如说,表示为减低温室气体排放所需要的经济投入是递增的,但是温室气体带来的损害会随着减排的上升而下降,所以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最优”的减排方案,使得社会净收益最大——你到各个大学,气象局,环保署,联合国等机构去看,就会发现,现在全球研究气候变化的主流工具,气候变化综合评估模型(Integrated Assessment Model)就是Nordus的研究框架。
 
这些研究具有极强的政策涵义。和极端的环保主义者不同,Nordus考虑是社会整体的成本-收益,所以建议比较温和的减排,但是他也笃信,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高增长带来的烦恼,所以缺乏应对的经验,所以更需要更多学者将眼光投射到这些前瞻性的全新命题上来。尽管温室效应和减排都是非常有争议的话题,诺奖委员会还是将这个奖项颁给Nordus的目的,我想,也就是是在于此。
这就是今年经济学诺奖两位得主的核心思想。当然,作为过去三四十年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Romer和Nordus的涉猎都非常广泛,对经济增长,福利,环境,城市等重大议题都有特别深入的研究,但真正让他们大放异彩的,还是 Romer是“内生增长理论”(The Theory of Endogenous Growth)和Nordus则是“气候变化经济学”的奠基者。
 
这两个命题都是对人类未来社会增长方式的前瞻性和反思性研究,按照诺奖委员会的说法,这两位学者得奖的原因,是把两个人类经济增长最根本的约束,自然资源和知识(nature and knowlege),用科学的、量化的方法引入了经济学研究的理论框架。他们的研究,把我们人类社会对“经济增长”“知识创新”和“自然环境”之间内生性关系的理解提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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