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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杜益民
“哈耶克和杨小凯在学术生涯中探骊得珠,推展了人类知识边界。他们出生距离半个世纪,性情、经历有异,但有着深层的精神通约和奇妙的思想交集。这是因为,两颗不羁的心灵归趣于追宗古典、以极穷奥,触及的地方无别。”
· 一 ·
亚当·斯密是经济思想史上的关键一环。让我们拾起时间的残片,回念他的论题。
在斯密看来,分工几乎是经济进步的唯一因素。绣梓《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一章即“论劳动分工”,第一句话便是“劳动生产力最大的进步,以及劳动在任何地方的运用中体现的大部分的技能、熟练度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分工使得同样数量的人们所能完成的工作量大大增加;节约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的时间;发明很多机器,便利和简化劳动,使一个人能干许多人的活。不仅手工工场内的分工能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财富的增长,各个行业间的分工同样具有此效应。“在治理良好的社会,分工使得各种行业的产量倍增,普遍的富裕可以惠及最底层的劳苦大众。”这是对经济增长决定性因素作出的经典性概括。由于分工来源于交换,斯密很自然地捕得另一结论,即分工受市场范围的调规这条由杨格命名的“斯密定理”:“如果市场太小,就没有谁会完全投身于一种专门的职业。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能用自己消费不完的剩余劳动产品来随意换得需要的别人的劳动产品。”“看不见的手”最紧要功能,就是协调人们关于分工和专业化的选择。
斯密之后,李嘉图等对分工理论予以多角度阐述。然而,马歇尔创立的新古典经济学引进边际分析方法,将分工目为一种既定因素,从静态视角审视增长问题,探究重点转向资源配置,遮蔽了前贤寄寓的深湛之思,并留下报酬递增何以可能的难题。日后,萨缪尔逊、阿罗和德布鲁等人又稳固了该体系,使之一跃而为主流经济学。
上世纪初叶,也有过一些弘扬古典精髓的零星努力。杨格以接继斯密研究权威坎南的角色入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留有题为《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这篇代表斯密之后攻究分工问题最高成就的遗献。他引进庞巴维克的“迂回生产”概念,洞烛“间接或迂回生产方法的增加与产业间的分工”,从广义市场角度阐明分工演进机制,动态化“斯密定理”。断定生产率与劳动分工的关系是经济学的主脉,而递增报酬是该关系的基本特征。分工与市场相互利赖、相因涵衍,是一个双向正反馈机制,经济进步的可能性包蕴于此。揭橥“斯密——杨格定理”:劳动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又取决于劳动分工。
盱衡璀璨的经济思想史,于19、20世纪分别有两个不太惹人注目的困惑。小密尔慨云:自亚当·斯密提出他那著名的制针业例子之后,我们已经掌握多少有关劳动分工的知识?斯蒂格勒讶叹:没有证据表明在斯密之后分工理论取得过显著的进步,从而分工与专业化研究也就没有成为现代生产理论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 二 ·
斯密等来了遥远回声,完成智识的会聚。这是一场穿越时空的遥契。
哈耶克、杨小凯是为数不多的把劳动分工作为经济学的枢机,而言兹在兹的求索者。两位“解人”冒险潜入夙慕的知识宝库,多历年所地剪棘开径,汲纳精华。透过分工这面棱镜窥探经济机制和过程,以博大眼界和深邃力量玉成古典思想的现代解释。不管这些传承中的新变是否被共识,其已为未来分工理论衍变立下津梁之功。
哈耶克游心于“Katallatein”(古希腊词,音译为“卡塔拉泰”,意指互通有无或交换,且有“被共同体接纳”或“化敌为友”的含义),毕力于“看不见的手”原理的再意义化和新再现。时在1936年,汇集几缕线索,灵感似电击火迸般突现,迅敏撰下孤明独发、有如珠玉的《经济学与知识》。这篇依新古典看惊世骇俗的作品,申叙具“元概念”性质的“知识分工”:它不仅与劳动分工颇为相似,而且还至少一样重要,是经济学真正的核心问题。对其内在特征做了有开创性意义的商讨,究明每个人只掌握“有关特定时空之情势的那种知识”,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所利用的大量知识并不能被集中在、知晓于一个人的头脑,呈高度个殊性和分散化,质疑新古典均衡分析中“每一件事情都是同时为每个成员所知道的”假设。于是,“一个新词犹如在讨论的园地里播下的一粒新的种子”(维特根斯坦语)。
如果说《经济学与知识》觅至好问题,那么1945年的《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则彰明答案。哈耶克标举“分立知识”概念,倡言社会经济问题不止如何配置给定资源,还有一个如何运用知识的问题。每个人都掌握着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信息,只有当决策是由个人或者经由其积极合作而做出的时候,才能得以运用、发挥进益。其精纯处在于重启斯密关于人类交易倾向与“语言”关系的思考进路,把价格体系视作交流信息的机制,解决“知识分工”的协同问题。表诠人类之所以能够奠立文明赖以为基础的劳动分工制度,实是因为碰巧发现了承载天文数量级知识的“价格”,使每个人运用自己的知识追求自己的目标成为可能,这是市场经济更为有效的决定性原因。前引两篇文章(在晚出的文著中又引入迈克尔·波兰尼的“个人知识”“默会知识”概念)是哈耶克对经济理论最有原创性的拓展,构成批判计划经济体制的逻辑基石,型塑其社会哲学的全部基础,促推奥地利学派滋长有别于新古典的新范式,并标定“信息不对称”这一孕育不少诺奖得主的细分方向。
起自于劳改农场的发想而潜咏琢磨,到与杨格一样赴印刷厂做梓人,直至负笈普林斯顿大学,小凯对“通功易事”“互蒙其利”执念于心、挥之不散。乃师邹至庄教授讽示仅需修改一下在国内做过的计量经济模型便可授予学位,可他未曾暇逸,高自位置,飞蛾扑火似地验证自己的极限。1988年,在博士论文中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将分工和专业化的思想变成一个全部均衡模型,粹然孕结新兴古典理论框架。此后,单独或与合作者梓行专著、标准教科书,于顶级期刊登发多篇论文。斯密眼中的分工主要由专门手艺的职业化和发展所造成,也没有说明分工本身是如何引发的,且“斯密定理”与市场竞争不相容。杨格虽然悟见分工与市场规模之间的动态关系,但对分工依赖于市场规模的原因缺乏有力释证。小凯的颖异之处在于把分工和专业化作为变量内生化,与交易费用分析结合成“双倍望远镜”,系统化表达斯密、杨格的慧识,并改进、扩充他们的推理,补苴弥缝。他假定每个决策者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不存在纯消费者与生产者的绝对分离;每个人作为消费者喜好多样化的消费,作为生产者在生产中有专业化经济;对需求和供给的分析基于角点解。由于存在分工带来的生产力增进与分工滋生的交易费用拖拽的两难冲突,所以,分工水平取决于交易效率(小凯自铸的术语,代表制度结构、基础设施、物流服务等市场条件,应用萨缪尔逊“冰山”反推技术,使交易费用概念实证化、可操作,部分解决其计量问题)。交易效率越高,折中冲突的空间越大,分工水平就越高,而这又会扩大交易规模、改观交易效率,分工水平也相偕并进。一般报酬递增就是分工网络效果,在没有企业规模经济的条件下也会存在,与竞争性市场相容。
由于新古典框架分析能力上的“贫困”,相互独立的分支学科如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新贸易理论、新内生增长理论、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等陆续孕生。新兴古典经济学建模考察在分工发展中的事物起源,视很多现象为分工演进的不同侧面,劈肌分理,丝丝拨开。不但极大强化对各种丰富动态的解释能力,而且用一个内洽的原理“一竿子插到底”,贯通、归摄各子学科,追复了经济学畅达轩豁的原初格局。
· 三 ·
新兴古典框架得出的许多有经验证据支撑的理论假说,与哈耶克的逻辑可以互译。某种程度上,杨小凯是哈耶克经济思想的杰出演证人与卓越敷陈者。
在哈耶克的语境中,自发秩序中最为重要的秩序之一便是范围日趋扩大的劳动分工秩序,一种每天更新、可以对未来产生期待的秩序,一种导向互惠、和平、开放的秩序。它开枝散叶,从家庭内部的分工强劲地伸至部落之间的分工、国际分工,直到全人类都被纳入。但要达致“人之合作的扩展秩序”,必须实施具抽象性、目的独立和否定性的“正当行为规则”。新兴古典以内生个人分工、专业化水平及市场一体化的模型,证明最初交易效率极低时人们只能选择“产不出户”的自给自足;当交易效率稍微抬高时局部分工的情形出现,自给自足的产品渐次减少;当交易效率进一步提升时新贸易品明显扩大,激发每个互不往来的地方市场生长为全国性统一市场;当交易效率更高时每个国家的人口不足以容纳可观的分工水平,全球涵育不少的自由贸易区;末了,当交易效率极高时,则只有统一的宏大世界市场才能维持繁密的分工。伴随分工演进,货币、专业商人、企业涌现,工业化、城市化蕃衍。这是以不同于哈耶克的方式清晰抽绎自发秩序的理论图景,是该理念的新兴古典表述,为人们破译它的完整机制打开了一扇门扉。逻辑过程中,哈耶克着力思索适应性高的制度呈现的持续自我增强过程(遵守规则者越多,意味着运用规则顺遂预测别人行为的人的机会更多,更有可能增加合作收益,即如其所云“供人汲取份额的蓄水池就会增大”),小凯成功刻画分工的报酬递增特性,“两泽相丽”。两人也揭举了社会秩序与分工经济内卷、退行甚至崩溃的可能性。
新兴古典用序贯博弈均衡模型证实,市场的功能并不在于让芸芸众生占有所有信息,而是促进由专业化造成的信息不对称。当每个人只知悉整个社会极少一部分信息时,却能充分利用之。借瓦尔拉斯均衡模型不仅再次解说价格制度的上述功能,而且申发由于它对个人理性和信息能力要求极低,可以大大促进劳动分工。就此而言,是对哈耶克一个经典见解的最优逼近,可以互为对文、映发,并使之加固。哈耶克力阐的是,价格体系等价于人们尽一己之力,仅观察一些指标便可调整行动、适应变化的通讯系统,突破个体认知的限制;其运转所需依凭的知识很经济,个人只需了解很少的信息。杨小凯和黄有光所营建的关于企业一般化均衡的契约模型,亦是对知识分工理论的一次深描,凸显知识分工乃劳动分工的本质。他们论证企业是一种交易管理知识的装置,将交易效率极低的稀缺性企业家活动卷入分工,剩余收益权是测度企业家活动价格最省事最有效的机制。
哈耶克把竞争作为经济生活的驱动性力量予以讨论。因为所有的经济问题皆由无从预见的变化引发,所以其解决“始终是一种探索未知领域的过程,亦即一种试图发现比此前更好的新的做事方法的尝试。” 开掘“作为一个发现程序的竞争”之于广泛、深度利用分散的特殊知识的价值。认为不发达国家引入最大程度的竞争比在发达国家重要,因为在前者尚存许多有待发现的事物,且会引致更多的后继者效仿,推动必要的变革。新兴古典社会组织试验模型显示市场是一个自发创造过程,思想蕴含实契哈耶克著名竞争观之要义,且被提炼和扩张。模型背后故事的实质,是人类对分工组织的知识决定分工水平,而分工水平决定人类获取知识的能力及生产率。竞取分工组织的知识,与试验不同分工组织结构的效率有关,而这与确定价格和计算最优决策的效率有关。获得信息后能否实现高分工水平,又与交易效率有关。这个过程展现市场更重要内涵与功能,即能使人们用价格制度组织试验,以发现更高效率分工结构。另外,两人邂逅于“机运”在竞逐中的效力。
依据前述市场理论,小凯别具只眼地判定苏联计划体制能够维持较长时间的因由:可以无偿分享发达国家关于工业组织结构试验的信息,跳过分工的中间水平,齐头齐进地投资建设很多专业化水平甚高的工厂,迅速深化全社会分工水平。但计划体制不存在市场组织试验的功能,一旦模仿潜力耗尽,必然衰落。此论支援哈耶克警发的龟鉴——缺乏自由价格条件下中央权力机构“不得不承担起企业家的所有职能”,匡正其关于计划经济一定会很快失败的预言。
新兴古典产权理论关怀是产权、交易费用与分工三者之间关系。小凯十分清楚,价格制度有序工作须以私有产权为基础。一个没有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经济体制,效率损失比现有经济理论预想的要糟糕得多。分工的发达和技术的进步,使财产所有权越来越容易受到侵犯,或使保护财产免受侵犯的费用愈来愈高。节省由机会主义行为引起的内生交易费用与节省由议定、执行合约引起的外生交易费用存在两难,因此有个由两类交易费用总和最小化决定的最优产权模糊度问题。哈耶克于此也投下特别关注的一瞥,叙说财产权制度是迄今所发现的协调解决人与人之间冲突的最有效办法,保护专有产权的法律制度和社会机制安排是国家丰饶、文明成长的础石。断言现有财产制度难说完美,它在当代世界采取的未必就是终末的形式。以版权、专利等非物质产权为例,评释界定各种权利最优形式的困难。
小凯和同事模型化一个新兴古典全部均衡,释读长期经济增长与长期景气循环共生,以及萧条期失业率上升、国民产出下降等现象。它显示,景气循环与耐用商品生产中的高分工水平、折旧周期相关。这与哈耶克的聚焦不同,后者关注的是货币增长所导致的相对价格变动如何影响生产结构。但哈耶克以为资本是不同质的工具、“迂回生产”和反对放松银根、增加财政支出的观点,抵达小凯这儿。对衰退现象,两人也有同然之见。小凯诠证景气循环可能对经济发展有积极贡献,是市场的成功。即使不明瞭它产生的机制,个人感情上不喜欢,但绝不要轻易判定这是市场的失败,更不要试图用政府或其他垄断性力量去纠正。哈耶克则把衰退看作一种天然的疗伤药、清肠剂,凯恩斯式医治仅具临时性效果,只有时间和市场自身调整才能治愈失衡的经济。“尽管这是一个错误,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排除进步道路上的所有障碍。这里至少有一点是显见的:进步的非经济因素,譬如技术知识和商业知识,以此用一种我们不愿意放弃的方式使我们受益。”哈耶克《货币理论与贸易周期》中的见解,其中的逻辑机制被杨小凯的公理化追索所证成。
· 四 ·
苏格兰启蒙运动传统在前后相隔三个世纪的3位思想家那儿,得到最好的传扬。他们是斯密、门格尔与哈耶克。哈耶克被视为古典自由主义最后一位伟大代表。而杨小凯也是一位自觉保守古典自由主义的学者,秉有英国的经验主义,疑惧大陆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追忆如下学术片羽,能够体悉两人的智识思境相接,关系密切性足可一证。
推重政府权力配置和限定的规则,以法治驯服利维坦。两人皆延至法理学、政治理论之研治,舌耕笔耘于新的砚田。哈耶克抉示法治的含义,即政府在一切行动中都受到事前规定并宣布的规则的约束,并将强制力严格限制在实施一般性规则上。基本点是分离立法的权力与政府治理的权力,最低限度减少政府机构的行动自由。小凯直切洛克、休谟、伯克和贡斯当思想最本质的逻辑,立论肯綮。相信哈耶克会接受他的这番言语:英国“光荣革命”珍视自由和共和,在一个有长期专制统治的国家找到了摆脱革命与专制的循环、有效控制“控制者”的办法。政府要“上轨道”和构拟可信的承诺机制,反对裁判与球员一体化的国家机会主义行为,改善制度化水平,避免后发劣势。
基于对以判例为基础的普通法的悟察,对制度的认识有共通的演化视阈。哈耶克解析法律先于立法,它从来不像立法那样被“发明”出来。较为发达的法律秩序,都只是对自然法的详尽阐发。其是人之行动的非意图后果,一种自发秩序,依循逻辑演进行程,在岁月中递嬗、锤炼、层累、增生。小凯窥视经济史影,超凡的头脑识别出和歆动于被哈耶克发见的“法律人的法律”现象,“铜山崩而洛钟应”。质诸英格兰普通法特征、大陆农村改革以及清朝台湾宜兰县在没有政府管制下自发酿成土地私有权和复杂契约关系的情况,寻绎其意,经验地总结道:历史有一个很长的筛选过程,生活世界中长时段因革后生存下来的制度一定有其理由。“如果人们理解哈耶克关于自发秩序的思想,就一定会花更多精力去研究中国历史上或当今自发形成的制度和习惯。”政府不应迷信自身创造新制度的能力,而要为习俗、惯例等非正式法律的型构提供空间,有意识地凭靠自发形成秩序的力量。冀望发掘民事习惯资源,通过类似普通法系中“衡平法”程序,及时把自发妊育的凝结着某种“集体意向性”的“法外”案例晶化成适当的制度,绽现社会内部潜在的卡尔多—希克斯效率。
哈耶克建设性地细绎人类的学习性质,劝诫人们与“致命的自负”、建构主义、刻意设计分袂。一切进步必定以传统为基础,人的理性能力也是传统播化的产物。人类的最高理性,就是能晓然理性的有限性。行为规则主要是一代代仿而效之中得来并延传,而非由本能和理性创生。这已被文化人类学所证验。持循“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中都运用既有的历史材料,一步一步地改进细节,而不是力图重新建设这个整体。”竞争之所以有意义,完全是因为它的结果不可预测。小凯具体确证有限理性理论,有与哈耶克意出一辙、各自表述的“共同语言”。他探微理性不及的领域与方面,推断人类决策交互作用造成“根本的不确定性”,惟一可预测的就是不可预测性。对制度的模仿性学习有时候更有成效,会作育后发优势。“也许在经济改革中,小就是美。”感兴趣于基因分子生物学,而生物学是终哈耶克一生的喜好。揆诸人类社会运行基本法则,两人先后从少时的愿想中蝉脱。
杨小凯的宗教观,很大程度上染自哈耶克。后者没有明确的宗教信仰,但肯认宗教的教化,将它当作扩展秩序成长的一个强有力支撑。猜测习惯、传统“对个人行为的限制作用,最初有可能是作为辨别群体成员的标志。后来,关于神灵会惩罚违反者的信仰,使这些限制得以保留下来。”小凯起初从经济学角度审察基督教,措意于宗教“第三者”功能和基督教文明。品阅哈耶克的著述后逐步征服对理性的迷信,像哲学家那样反刍宗教文化的功用,理解某些方面的不可理解性,最终憬然而悟。
在小凯身上,哈耶克孤独的声音激起互为气类的共鸣。他著文发露沦肌浃髓的情结和心得:“我是一个自己有一套独特的经济思想的人,对所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从没有崇拜感,对其中几位我还觉得他们很难说是值得获此殊荣的。而且我是个对科学方法有嗜好的人,对那些非数学的思想从来不重视。但我读了哈耶克的著作后(他是一个从不用数学模型的经济学家),有一种强烈的相见恨晚、非常欣赏的感觉。我自己也讲不清为什么会有这种从来没有的感觉,但我相信,大多数人看了他的书后,对世界的看法会产生深入骨髓的变化。”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若泉底有知,把生命投入学问的哈耶克定然会对杨小凯这位后进的素怀感到欣慰。若时光能够倒流,承旧文余绪、开新学先河的杨小凯和哈耶克定然会激于惺惺相惜,结为忘年至交,引为肺腑知友,渴慕地携手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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