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9日，我们邀请了包刚升老师来到香帅读书会，通过直播分享了他的著作《大国的命运》。我们将直播内容整理成文，分享给大家。

主讲嘉宾｜包刚升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理论、比较政治与政治史。

著有《民主崩溃的政治学》、《政治学通识》、《民主的逻辑》、《抵达：一部政治演化史》、《儒法道：早期中国的政治想象》、《演变：西方政治的新现实》、《包刚升政治学讲义》以及英文专著Politics of Democratic Breakdown（Routledge 2022）等。

被评选为“《经济观察报》2018年度致敬作者”。作品先后入选“《新京报》2014年度社科类好书”、“第一财经2023年度十佳图书”、“搜狐文化好书之选2023年度十大好书”、“凤凰网2023年度十大推荐图书”、“腾讯读书2023年人文社科十大原创好书”。

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能分享我的新书——《大国的命运》，书的副标题叫“从政治危机到国家现代化”。我希望带大家以200年的时空范围来看待全球非西方的传统国家的发展遇到了什么问题？

本书关注的核心问题是英国作为第一个现代化国家兴起之后，许多主要大国，特别是欧洲、美洲以外的非西方传统大国所经历的政治变迁和它背后的逻辑。

一、非西方传统大国：从政治危机到国家再造

本书一开篇的主题叫“1800年，世界历史的关键时刻”，回顾了19世纪的三个国家——英国、奥斯曼（即今天的土耳其）以及大清帝国。

1800年的英国，从地理疆域和人口规模来说其实不太起眼。但当时英国发生的事情，却是很多其他的传统大国无法比拟的。当时英国议会主权早就确立，已经在实行君主立宪制。经济上，工业革命已经开始。除此之外，还有像工商制度、金融制度等一系列的创新。非常重要的是，当时整个英国的观念已经不同于很多传统国家。

工业革命在英国发生时的基本场景以21世纪的眼光来看并不太好，人们会觉得当时的污染很严重。但这就是工业化的前期，那时，大烟囱、大厂房，就是工业化启动的基本象征。

大清帝国的案例选取的是1793年英国的马戛尔尼史团访华。后来有人据此创作了一幅画作，乾隆皇帝坐在中间，英国国王派出到中国的使节马戛尔尼单腿下跪。在戏剧性画面的背后，其实当时英国的工业革命已经发生了，而大清仍是一个传统的帝国。所以“对1800年的大清帝国来说，世界历史的行进很快就使其遭遇前所未有的对手。对帝国的君主、高级官员和世人来说，此时此刻外部世界的变化已经完全超出他们的想象。”

本书开篇实际上讨论了19世纪三个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和它们当时基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观念状况。在此之后，我关注到当非西方传统大国遭遇到英国兴起的巨大冲击后，基本上都经历了一系列问题。这里讲的非西方传统大国主要包括俄罗斯、印度、奥斯曼帝国、伊朗、埃及和中国。

这些非西方传统大国都有两个根本性的特点——第一，它是某种古老的文明，古老的历史传统、宗教文化的传承者。今天这些国家仍然受到历史上传统、宗教文化的深刻影响；第二，这些国家今天仍然有着相对比较大的疆域和相对比较多的人口。

这些国家遭受西方冲击之后，我认为如果要经历一个完整的现代化过程，它的政治经济演化过程有可能会经历五个阶段，我把它称为危机、困境、转型、崛起、领先。

二、理解大国命运背后的五大基本问题

（一）西方兴起之后，传统大国的危机到底是什么？

想跟大家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是：西方兴起之后，传统大国所面临的危机是什么？以及危机是什么性质的？

不论是俄罗斯，还是奥斯曼帝国、埃及、伊朗或者印度，尽管非西方的传统大国遭受西方的具体冲击不一样，但其实都有根本的相似性。英国先发的工业革命使其成为第一个现代化国家，实际上这不单只是靠技术上有了不起的发明，它是一个系统性工程，是三个系统的组合，包括政治系统、经济系统和观念系统。英国当时在政治上已是立宪政治和议会主权，同时还是一个现代民主国家。1800年前后，经济系统则已经确立了一系列的产权保护制度，英国拥有一套自由市场的体制，同时又有一系列推动创新的机制和办法。而观念系统非常重要，英国有自由观念，有人文主义或者人道主义的精神，同时还讲究科学精神。

可以说，当时的英国在人类前现代国家（社会）演化上，有了根本性突破。那么当时非西方传统大国的政治系统、经济系统、观念系统是怎么样的？

它们的政治系统大部分都是君主制国家或中央集权管理国家，特别是中国或奥斯曼帝国。

它们的经济系统，基本上是农业社会的经济系统，中国还有重农抑商的传统，奥斯曼帝国的经济系统也是不支持创新的。

它们的观念系统，像中国是儒家文化、儒法合流，奥斯曼帝国更多的是受宗教影响。

我们以观念系统为例，如果比较中日，同样是遭受西方的冲击，中国和日本的反应有所不同。中国的改革基本上遵循了从器物、制度到文化，也就是先看到船坚炮利，然后开始搞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总体上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再后来才发现要进行制度的革新，所以从戊戌变法又走到辛亥革命。到1919年的新文化运动时期，社会才感受到当时的文化方面有不少的问题。

日本以福泽渝吉为代表，他写过一本著名的书叫《文明论概略》。书里说先要改革人心，这是观念的革新，也就是文化的革新，然后是改革制度，最后再改变日本在技术上落后的状况。相对来说，日本对这场危机的反应要比中国更加有效，所以很快走向了明治维新。

危机的性质的难点在于非西方的传统大国不是某一方面的落后，它是政治、经济和观念系统整体的落后，所以相对来说，后发国家改革调整和现代化转型的难度非常大。

（二）为什么传统大国会遭遇现代转型困境？

第二个阶段很多人都关心，为什么传统大国会遭遇现代转型的困境？我们先讨论一下俄罗斯、印度、土耳其、伊朗和埃及。这些国家都是彼时欧亚大陆包括北非在内的最重要的、最具代表性的国家，但是今天他们的发展，还是有很多比较落伍的地方。

实际上有五个主要的命题可以解释这些国家转型的困难：为什么现代转型容易失败？

命题一：传统大国除非遭遇重大危机或战争失败，否则就倾向于维持现状，而非启动变革与转型。

命题二：面对西方兴起带来的冲击，传统大国往往面临着国家重建与民族重建的政治任务。

命题三：传统大国一旦摆脱危机，实现实力提升，就容易走上重新定义与塑造传统的道路。

命题四：由于被西方殖民或被西方打败的经历，传统大国容易产生自身的挫败感和对西方的负面看法或敌对情绪。

命题五：传统大国只要实现独立自主与实力提升，就容易与西方主要国家产生区域性的或全球性的权力竞争。

（关于这五个命题的具体内容，感兴趣的同学可以阅读《大国的命运》第二章）

（三）政治现代转型何以实现成功或走向失败？——现代政治转型的铁三角

为什么转型那么难？有没有转型成功的案例呢？当然有，即完成所谓“转型政治现代化的铁三角”——

第一，要完成国家的构建；第二，要推进经济的发展；第三，要进行民主的建设。当这三件事情都完成的时候，一个国家就完成了它的现代化，但是这对很多传统大国是非常不容易的。

我大概统计了人口规模500万以上的政治现代化国家。按照一些标准，目前为止只有25个国家符合，而联合国成员国有193个，也就是说只有13%的国家可以被称为政治现代化国家。这其中大部分跟西方国家有关，也就是位于欧洲、北美洲或大洋洲。符合标准的亚洲国家里，以色列实际是被认作一个文化意义上西方化的国家，剩下就是日本、韩国和新加坡。总体而言，真正完成政治现代化的国家比例非常低。

政治现代化“铁三角”的第一个维度是国家构建。如果国家构建有效，那么它就能够控制冲突和暴力，能够实现政治统一和整合，还包括拥有一套有效的关联系统。否则，它就会成为一个失败国家或者脆弱的国家，就会有冲突、暴力、内战，还有政治分裂的危机，它的官僚系统往往功能也是比较差的。

如果完成了有效国家的构建，那么第二步就是能否实现持续的经济发展？如果是，那么它就会成为一个经济上较为成长与发展的国家，包括实现经济起飞，完成工业革命，持续的经济发展。否则就会成为一个经济停滞或者贫困的国家，可能出现像“经济贫困的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情况，缺乏持续增长的动力。

第三步，能否推进民主建设？如果能，它就会成为拥有宪法和法治建设的国家，民主选举的普及和民主效能提升。否则就会出现民宪制和法治不彰、非民主的统治和传统缺乏民主建设的动力等等问题。

实现以上所有目标，就是一个后发展国家政治现代化过程的理想类型。即先通过国家构建，塑造一个基本有效国家，然后通过经济发展，成为一个较发达的国家，再推进民主建设，成为一个民主巩固的国家，进而完成政治现代化的完整目标。

（四）新兴崛起大国是维系和平还是走向战争？

如果一个后发展的国家或者非西方的传统大国，经历了工业化，经历了经济的发展、国家能力的提升，也许它就会有机会成为一个“新兴崛起大国”。但是已有新兴崛起大国之后的政治命运差别却是很大的，它有可能维系和平，但也有可能会走向战争。

这些年国内外都在意的一个问题是“修昔底德陷阱”。有些新兴崛起大国，够实现和平的崛起，主要的案例是19世纪到20世纪早期的美国。但是有些国家实现崛起之后就走向了战争，特别是德国挑战英国，以及后来日本挑战美国和英国。

那这背后的差异是什么？有哪些主要因素决定了这些国家是走向战争还是维系和平？我认为主要是有五个关键变量，包括国家的历史地理条件、崛起方式、与原先的主要主导大国之间权力竞争的方式，还有政治制度的模式和对外的政策。

我在书里提出了一个“蛛网理论”，把这五个因素进行评级，如果总的面积比较大，那它就走向战争的可能性就比较大。如果总的面积比较小，那它他和平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这一理论是对“修昔底德陷阱”一个比较重要的修正，或者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不认为大国之间的权力竞争会决定一个国家是走向和平还是走向战争，实际上它是几个关键因素复合作用的结果。

（五）如何成为全球领导者？——全球领导者的“三板斧”

最后一个问题，对许多传统大国或后发展大国来说，如果能够完成现代转型，实现在国际体系中的重新崛起，那么更高远的目标可能是成为全球领导者。传统大国渴望成为领先国家，甚至成为全球领导者，这种抱负完全可以理解。

我想中国有这样一个愿望，俄罗斯也有这样一个愿望，如果你关注印度总理莫迪的讲话，印度可能也有这样一种强烈的愿望。那未来某个时候，这些国家是否有机会成为全球的领导者？这里我们要讨论到底何谓全球领导者？全球领导者的基本特征与逻辑到底是什么？

全球领导者的案例非常之少，我们不讨论历史上的罗马帝国、蒙古帝国等一些军事强国，我希望更多讨论在工业革命发生之后，从19世纪到20世纪，真正的全球领导者的案例—— 一个是17世到19世纪的英国，一个是20世纪上半叶以来的美国。

经过梳理，我大体上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把它称为全球领导者的“三板斧”——

第一板斧，这个国家首先要做到经济技术的领先，领先不只是总量的领先，更是人均的领先，甚至不只是一般的人均经济发展水平概念，而是一个国家需要在技术、创新与科学能力方面达到最高水准，即领先于全球其他主要发达国家。唯有在经济、技术、科学、创新以及军事上都拥有显著的领先优势，一个国家才能成为真正的全球领导者。

第二板斧，这个国家要提供一种更有效的政治经济模式。这里借用哈耶克“提供一种可扩展的人类合作秩序”的概念，这种可扩展的人力合作秩序有几个重要特点——首先，它是更高效的，也就是当一个国家有了这样一套秩序之后，能够实现经济上更有效率的发展，政治上更高的绩效；同时，别的国家如果学习模仿它的模式，也能有机会让这些国家获得相应的进步和成功，能把这些国家纳入到一个更大的全球网络和体系当中，所以我把称之为“可扩展的合作秩序”；再次，采用类似政治经济制度模式与安排的国家和国家之间可以构建起更大规模的合作网络，并使参与者都能从中获益。

第三板斧，它要贡献一些新的国际规则和国际制度。英国开创了19世纪以欧洲均势体系和全球殖民体系为主要特征的国际秩序。但是，在随后两次世界大战和后发展国家民族独立运动的冲击下，这一国际秩序最终分崩离析了。此后，美国作为新的全球领导者倡导并重构了国际秩序。二战之后，尽管全球体系还处于冷战阴影的笼罩之下，不少地区也爆发过武装冲突与战争，但美国作为全球领导者创建的国际秩序使得人类社会——特别是主要大国之间的关系——维系了基本的和平与稳定。冷战结束以后，美国的全球领导者地位一度又得到了强化。

19世纪以来的全球领导者：英国和美国

我们今天有个很流行的词，叫“遥遥领先”，英国从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上半叶，才是真正的遥遥领先。英国不仅是蒸汽机的首创者，而且在1760—1870年间在固定式蒸汽机装机容量方面遥遥领先于法国、普鲁士和美国。比如，英国1800年就达到了35千马力，法国、普鲁士、美国直到1840年才分别仅为33、7和40千马力，而此时的英国已经达到200千马力。可以看到，当时英国在经济与技术上处于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除此以外，英国当时的制度、对国际的秩序引领也都是“遥遥领先”。

后来美国替代英国，实现了全球领导者地位的和平移交。来看西方主要国家诺贝尔科学奖获奖数量的变化，如果我们从1901至2020年每十年分别统计一次，会发现从1900年代到1930年代，前面这三、四十年美国并没有领先，尽管那个时候的美国经济总量早就遥遥领先于英国、法国和德国，甚至超过他们的总和。但是美国在科技水平上还不是一个最领先的国家，尤其在10年代和20年代，美国的诺贝尔科学奖、物理学奖、化学奖和生理学与医学奖跟英国和法国还是有差距的。

但是20世纪40年代以后，特别是在二战后，美国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数量开始后来居上。当然，现在美国的诺贝尔科学奖数量是非常领先于欧洲主要国家的。通过这个例子只想说明美国是后来才成为全球领导者，它不是说简单地靠总量，更多的是靠真正的经济、科学、技术等方面才真正成为一个全球领先的国家。当然在政治经济模式的效率方面，包括在生产方面，像福特制标准化地生产零部件，以及后来很多金融创新，都是有利于它成为真正的全球领导者的。

未来可能的全球领导者？

很多读者会非常关心，未来哪些国家最有可能成为全球领导者呢？这里罗列了几个主要的发达国家或者国家联盟，还有几个人口、土地面积比较多的主要发展中国家——美国、欧盟、日本、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另外，因为英国是19世纪的领导者，所以也考虑在内。

书中系统地比较讨论了这些发达国家未来是否有可能成为新的全球领导者？同时也讨论了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国家各自的忧虑。

假如现在一个人均GDP在1.2万美元的国家要追赶一个人均GDP达到7万美元的国家，后者每年维持2%左右的增速。假设发展中国家的增速是8%、6%、4%，那么分别需要30年、45年和90年才能够追上。由此我们大体上会看到，其实后发展国家或者非西方传统大国，即便经济非常好，在特别短的时间内追上最发达国家仍然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我们需要在这些问题上，有一个基于事实和数据的有比较的，实事求是的看法和理解，《大国的命运》一书的内容主要便是对以上问题的讨论。

三、《大国的命运》：总结与启示

最后做个简单的总结。这本书的贡献在于：

第一，我提出了一个原创性的问题，也就是非西方传统大国的现代转型，这是一个特定的理论问题；

第二，我基于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提出了一个分析框架，并提出了解释五个问题的理论；

第三，我希望从宏观上为理解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提供参照系或理论背景。

那么有哪些重要的理论启发和政治启示呢？我想首先非常重要的是：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并不是特例，我们理解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时应该具备一个更加普遍视野的理论和方法。

其次，我在论述非西方传统大国的现代转型，也就是从政治危机到国家再造，或者说从政治危机到国家现代化过程当中形成了一系列的理论解释和知识上的发现——包括危机的性质是什么？为什么容易陷入困境，还有怎么样实现现代化转型，崛起之后到底会走向和平，还是能够会走向战争？背后的逻辑是什么？以及一个国家能否成为领导国家？

了解了背后的一整套逻辑，进行比较案例的研究，有了参照之后，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中国的问题，包括理解19世纪中国面临的危机的性质，以及中国在过去也遇到过的很多困顿。另外，中国崛起之后，中美关系变成了一个非常现实的挑战。我在书中提供了一个一般性的参照理论和历史框架。如果我们期待中国要成为一个领先国家，应该遵循什么样的逻辑？

所以，理解过去，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现在和未来。这也是我基本的研究目标和初衷，希望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后发展的非西方传统大国的变迁，增进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和认知。

这本书或许会在以下几个方面帮助大家：第一，如何基于一个框架来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第二，中国问题背后有一个普遍逻辑。如果要进行新的战略思考，比如崛起之后可能会导致冲突，那问题背后的一般逻辑是什么？我通过梳理提供了很重要的参考。最后，对于企业界、工商界、金融界的朋友们来说，这些年在考虑中国的宏观政治经济环境时，不仅需要考虑中国的特殊逻辑，更需要考虑非西方传统大国的一般逻辑。我想，这为大家理解中国问题的宏观政治经济环境的一般逻辑提供了一个比较重要的思路。

希望这本书的内容能够对今日世界的非西方传统大国如何正确理解自身的历史与未来提供有价值的认知框架，非常欢迎大家阅读《大国的命运》。

如果你对政治学感兴趣，也欢迎关注包刚升老师的视频号“包刚升”。